首页 > 学习书架 > 正文
《红色家书》
2021-04-23 08:37:00

在网络发达、信息传输迅速的今天,如果要谈起写书信,怕是很少人会有共鸣了。我们惯于用手机聊天,互联网比世界上任何一个邮差都跑得快,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要和家人联络都不会是什么难事。那样要一笔一划写下来,仔细地用信封装好,再以车船运输,最后辗转到达收信人手中的家书,是和便捷的微信对话框所不能同日而语的。木心的诗《从前慢》里写道:“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在相比现在更“慢”的时代背景下,美好的精神品质却更突出、更明显。而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的确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啊。

《红色家书》就是收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革命烈士的家书而成。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抗争史。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一百年前的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满怀爱国之志的青年学生们聚集到一起,高呼“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要求惩办章宗祥、陆宗舆等人。中国外交的失败,折射出那个时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现状,外国势力对华虎视眈眈,内部党派林立、积贫积弱。而已学着“开眼看世界”的青年们,决不甘心于中国就这样衰败颓靡地延续下去,有许多青年学生投身革命事业,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进而入党,或创办学社、参与起义,或发起学生运动,而进入抗战时期,更有无数青年人投笔从戎,以生命为国奋战。

这样的青年人在十七八岁就远离故土,有人从南方到北方,有人从西部到东部,有人去了苏联、西欧进修。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再加上革命工作常常需要隐瞒身份、隐蔽住所,他们和家人的联系只有薄薄的一封家书。而这些家书里,对象有父亲、母亲,有妻子、孩子,也有侄子、舅父,有向父母陈述自己志向的真切话语,也有饱含情意的铁血柔情,亦有探讨时事、说明近况的简洁语句。只是无一不诚恳,无一不坚定。

我们就以家书的主题来划分,走进那个时代献身祖国的年轻人们的内心。

让热血青年激昂澎湃、不怕困苦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是祖国的明天。毛泽东曾经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国共内战、抗日战争,青年们勇立潮头,用行动撰写自己的理想篇章,敢于期冀,敢于追求,不怕困苦,不怕牺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他们心里是时代的使命,也是国人的责任。

所以有很多家书,以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主题,寄希望于国家未来,用平实的文字阐述心中的坚持,烈士们甚至在就义前也是仍然记挂着革命的前途。有前人如谭嗣同,洒脱放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于是秉持血性,不畏流血牺牲。更多的后继者发扬了这样为国为民、不拘小节、不怕流血的精神,同样真正做到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许家书字数有限、笔墨有限,但也足以显示这样的意志,可以看出革命烈士们在那样的时刻,心中为理想所发的感言,心中真诚的喊话。

吉鸿昌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13年投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彼时正是18岁少年。他骁勇善战,在部队内由士兵升为师长。1931年曾因反对进攻中国工农红军而被蒋介石强令出国。1932年回国后,便一直致力于抗日,他联合冯玉祥等人组成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同盟军失败后又到平津等地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在天津法租界被捕,24日在北平英勇就义,时年39岁。吉鸿昌就义前写下给妻子胡红霞的遗书,寥寥几行,却字字泣血,让人不禁潸然泪下。吉鸿昌在开头便写道:“红霞吾妻鉴: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之后在信中殷切嘱托妻子,要教养子女,让小儿“成有用之才”。这般慨然赴死的英雄气概,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气和悲壮,只是因为心中明了是“为时代而牺牲”,时代的不幸,需要这个时代中的人来拯救,而每个时代的国人,都应当挑起自己的责任。如毛泽东所言,为人民而死,是死得其所!

而在共产党人陈觉就义前写给妻子赵云霄的遗书中,在最后写道“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虽然是死了,但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大丈夫不成功便成仁’,死又何憾。”当我们真正理解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可以明白什么是大爱,是为了全国人民的明天而甘愿舍弃自己的当下,将小家扩大为大家。放到传统上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到那时候,就是为大家牺牲小家,为国家和平、人民幸福而放弃自己本可以拥有的阖家欢乐、“老婆孩子热炕头”。在许多烈士的家书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为了国家而工作,为了人类的解放而奋斗,所以哪怕身在苦中也并不觉得苦,哪怕就要牺牲,也知道“我们的遗志自有未死的同志来完成”,前仆后继,理想的星星之火不断延伸,于是希望还在,革命的未来还在。如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明翰所作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那时的革命先辈们,心中握着革命的火种,燃烧着革命的希望,虽死犹荣,虽死但精神永存,着实令人敬佩。

革命战士也是有血有肉的平凡青年,在为理想果决勇敢的背后,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情感世界,有对家人的牵挂和想念。就像现在许多远离家乡、去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一样,在外难免想家,难免伤感,这一点是我们与故乡的情结,是抹不去的心里的乡愁。有一句话是“理想”就是“离乡”,不是说我们的理想是离开家乡,而是要实现理想往往需要离开家乡。离乡不是本意,追求理想也需要为之付出,所以让人心里放不下,让人有思乡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在动乱的时代就更甚了,家乡一草一木,家人音容笑貌,都印刻在心上。有许多家书,是漂泊在外的革命工作者写给自己的父母亲人,表达对家里情况的关心和对家人的思念。家书没有华丽的词赋,却因真情使人感动。

四川南溪人孙炳文生于1885年,于1908年入京师大学堂,1911年加入同盟会,之后与朱德一起留学德国。在德国哥廷根一所大学旁听期间,他写下了一封给表妹夫的家书。家书里讲述了自己的近况,并问候弟弟的学习、生活情况,提出了给弟弟的建议。信中写道:“附一闻,此间长夏犹时作嫩寒,回忆故乡风物,不禁怅然!时艰,万万珍重!”人在外,异乡的种种不同都容易勾起思想的情绪,就好像南方人没有习惯下雪的冬天,北方人也常吐槽室内没有暖气。读到这里,让人脑海里产生一个画面,仿佛看到一个求学海外的青年在夏天本应炎热的时节却偶尔感到有点寒凉,他捂紧了衣袖,想起故乡四川的时节风貌,夏季的荷塘月色,虫叫蛙鸣,内心惆怅又感慨,又念及国内的现状并不太平,世道艰难,只得在信上重重写下“万万珍重”,这四个字有千钧的重量,道出心中牵挂,心中感伤。

每个在外的游子也都会想念家乡的父母,这种思念更是双向的,家里人的担心,游子的乡愁,像一根根亲情线牵着两头,跨过祖国的千山万水。这根线无形中是思绪万千,具体来说就是这一封封家书了。生于贵州瓮安的冷少农,在1930年于南京工作期间,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好久没有接着你的信了,更是好久没有聆听你老人家慈爱亲切的教训了,我的心中是多么想念啊!”,又写道:“前天接着你老人家‘三八’妇女节给我的信,我高兴得什么似的,我把它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次,读得我真是狂欢得要跳起来,我知道你老人家虽然在痛快淋漓的叫骂我,但你老人家虽然已经是恼恨我,但还不至于弃绝我和不理我,由此我更体会到母亲对儿子的爱,它的崇高和伟大,是任何的爱不能及得着的。”这真是一个孩子对母亲最直白的告白的话了!这一封家书里冷少农因收到母亲的信而雀跃高兴的心情仿佛也跃然纸上。我们每个人无论长到多大,在父母面前都还是像一个孩子,渴望得到父母的关爱。而这种“刀子嘴豆腐心”的母亲形象也为我们所熟悉,不管她在表面上是如何“叫骂”“恼恨”,但一定还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不会不关心自己的孩子。父母的爱之崇高伟大,古往今来都有人歌颂、有人感怀,但在这一封家书里,这样亲切的文字,却尤其使得我们有所感触,有所共鸣。

一个人的身份可以是多重的,作为一个普通人,有工作上的职务,也同样是家庭里父母亲的儿子女儿,弟弟妹妹的哥哥姐姐和儿子女儿的爸爸妈妈。在自己求学求知、工作征战的同时,免不了关心后辈和下一代,规劝勉励,促使他们好好学习、坚定信心。

杨杰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总参谋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等职。1945年,杨杰在重庆与谭平山、陈铭枢等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三民主义同志会”。在1946年他写给儿子的信中,他对自己的儿子提出了成长的建议,教导儿子“世道艰苦,奋斗才是出路。幼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好运气总是落在有本钱人的身上”,而在杨杰看来,“本钱”就是技术、学问、能力。听着像不像我们的长辈曾经说过的道理?道理虽然简单,但其中的寓意却很深刻;听着虽然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在当时唯有靠奋斗才能谋出路,只有肯努力的人才能成功,而在现在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技术、学问、能力是我们自己的宝贵财富,在战乱的年代它是夺不走的傍身之物,在和平的年代它是职场考场的制胜法宝。而任何年代,它都是我们安身立命、独立生存所必须的,也是我们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为国家贡献自己力量的基础。长辈们对下一代往往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肯吃苦肯奋斗,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邓中夏写给被捕入狱的妻子的信里,他没有唉声叹气自怨自艾,让在狱中的妻子徒增忧伤之感,反倒鼓励妻子学习。他说:“妹妹你既然和朱姐住在一块,是学英文的极好机会,切不可放过。每天应常学习不可偷懒,我已把英文津逮和英文字典送来,这样学下去,等到你出来,一定可以把英文学好呢!”在邓中夏看来,在狱中仍然不能够放弃学习,不能失去热爱生活的心,他说“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这样苦中作乐、甘之如饴的积极心态,实在值得我们学习。被捕入狱、受敌人折磨,光是想想也让人痛苦,但一颗红心却在苦难的环境里愈发火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贫瘠的现实中愈发热诚。生死未卜,前途难测,那至少应做好当前的事,生活困苦,但仍有精神的欢乐,有学习的可能性。邓中夏对妻子的鼓励,在黑暗的牢狱中有如一抹光亮,让人看到动力、看到希望。

而最广为人知的红色家书之一,还是赵一曼烈士写给自己孩子的信。赵一曼烈士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不幸被捕,就义时年仅31岁。她的家书也是遗书,每一个字都带着血泪,带着对孩子的爱。她说“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短短几行遗书,不是千言万语,却胜过千言万语,落笔沉重,有革命烈士的拳拳爱国心,也有一位母亲的舐犊之情。而赵一曼领导抗日活动、被捕后在日军酷刑下拒不投降的事迹,被以电影《赵一曼》《我的母亲赵一曼》等形式宣传开来,也确实以“实行”教导了全国千千万万的孩子,让人看到了一位革命烈士的坚贞不屈。语言和行动,哪个更重要呢?我们只能说,语言和行动上的一致,语言的真诚和行动的勇敢,都让人敬佩。而伟大的人,语言和行动都是闪闪发光的,都有一份光彩。

青年人的世界纵然热血激昂,却也存在爱情的风花雪月,而革命伴侣相互支持、相互勉励,也成为那段峥嵘岁月的独特风景。他们有的在求学时结识,从学伴一路走到婚姻殿堂,有的在革命工作中逐渐培养默契,像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平一样,在共同理想之上建立了深厚感情。而这样的爱情,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受得起现实的雨打风吹。

曾先后任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等职的刘愿庵于1930年5月5日不幸被捕,5月7日就义于重庆,时年仅35岁。在就义前写给妻子周敦婉的遗书中,他深情写下:“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那一个。”他在信中写了自己最后的愿望,希望妻子继续他的工作,把全部的爱他的精神灌注在事业上,也鼓励妻子不要懈怠消极,要努力工作,为中国革命成功而工作。

张太雷曾参与并领导广州起义,在1921年他受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委托去苏联伊尔库茨克共产东方局任中国科书记前,他给妻子陆静华写了信。他在信中写了自己的志向,也写下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富贵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官发财难保自己道德不坏,一个人要有高深的学问,才能靠自己的能力生存,才能做到心中无所忧虑。并且劝妻子进学堂,学习自己擅长的东西,让自己独立起来。张太雷在思想上的进步,无疑也影响着陆静华,也让她从字里行间感受他的思路和想法,更从他的劝诫中知道女性独立的思想。在那个年代,很多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不及男性,经济上的困难和思想上的束缚让她们很难像男性那样站出来为国效力,但在这一封家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夫妻之间的情感共通、思想交流,从一方传递给另一方的是积极的心态、理智的情感。如同沈志昂写给妻子汤瑾的信中说道:“落后的你,我不得不回转头来,拉了你一同走罢!”“起来罢!不要再流泪而呻吟了!一定要用万分的勇敢起来!”

这样的爱情相比只是花前月下、温言软语,更多了尊重和理解,多了互相支持和共同进步。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中写道:“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两个人如两棵笔直的树一般站在一起,分担痛苦,分享欢欣,想必这就是最好的爱情,它比只是一方去保护另一方、一方去依赖另一方都更坚定、更纯粹,因为在情感上他们势均力敌,在志向上他们团结一致,是夫妻,也是同志,是志趣相投的终身伴侣。应该说,这样的爱情是令人向往的,现在的我们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爱情观。

在很多家书中,我们都会看到一些讲述现况、提出对收信人的请求的话,它们往往被罗列成一个个事件和待办的事务,理解它们需要结合写信人当时的处境,而简洁明了的语句也让人不禁猜测,这样的家书应当是在急迫的时刻写下,字迹或许不是很公正,纸张也可能并不平整,只因环境如此,一封家书就是一线希望。而在现在的我们看来,烈士们坎坷的命运与承载他们信息和情感的家书共同构成了一个个故事,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或许就能明白其中的艰辛。

李德光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16日被捕,4月6日再次受刑时被国民党反动派用床板活活夹死,时年29岁。在他1947年3月,英勇就义前一月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我担心的还有经手生意多,此次入狱,一切影响而有亏损,望各东家速注意收拾”,他这话并不是真的在说生意方面的事情,这里的“生意多”指他负责的革命工作很重要很复杂,而“望各东家速注意收拾”则是在暗示我党各联络点的同志要迅速转移、隐蔽。一封家书从狱中传到家人手中,要经过敌人的审视,度过重重关卡,有些重要的话便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有像谍报工作者用莫尔斯电码交流一样,用暗语、隐喻,道出工作上的指示,这也是时代赋予家书的特殊意义。

我们都知道《红岩》的故事,它的背景是在1948年国民党统治下的渣滓洞和白公馆,被囚禁在那里的共产党员们受尽酷刑,却坚韧不屈,不向敌人低头。而在真实的环境中,何柏梁,这位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后来奉党的指示,暗中从事党的经济、联络工作的青年党员,1949年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1月27日牺牲在渣滓洞,时年32岁。在就义前,他通过两个看守、一个狱医送出了给家人的四封家书,它们都是写在便条上的,而通过内容我们也能看出,真实的情况是多么棘手,多么辛苦。

何柏梁在信中以英文字母T和D为代号代称两个看守,一方面说了自己的情况,一方面向在外面的家人探听外面的动向。他说,“今天法官来,似乎带了名册,在和这里的人对看。难道真准备转移一批人走了吗?这些事只望D打听了告诉我们。”“转移一批人走”在这里指“枪决”,已经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在敌人的渣滓洞里却是紧张兮兮、准备撤退转移的时候,“枪决”这样可怕的字眼,也难免被提及。接着,何柏梁问“对于目前西南大局,是否已下了总攻令?”,除此之外还问了一些军事和政治上的关键性问题。这一封家书,俨然成了情报的载体,是外界和监狱里唯一的联系了。尽管身处危险之中,随时都可能面临敌人的残暴行径,何柏梁仍然没有放弃希望,没有丢掉信心。他甚至劝慰亲人不要焦急,要耐心地等待黎明。英雄的一生,虽短暂但辉煌,虽然为敌人所迫害,但是却被我们铭记。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也在这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险境中的何柏梁尚且期待黎明,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明天?

回望过去,在今天生长于和平年代的我们看来,那样生死一线、艰苦奋战的岁月,或许总是容易觉得遥远。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变化的,尤其是家人之间的彼此呵护、互相扶持,是无论放到哪个年代都可以体会、都令人动容的。而这一封封家书,也为我们看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从人之常情出发,看革命年代烈士们的思想与态度是怎样的,看那个时期的亲情友情爱情是怎样的,进而可以感知到那段峥嵘岁月中的温情与坎坷。对很多青年人来说,他们想要实现自己的志向,却也不愿辜负自己的亲人、爱人,他们的形象在家书中是更亲切可感的,让我们能感受到那样“不负祖国不负卿”的执着。家书虽薄,情感厚重,建国七十年,我们正青春!

来源:阅读办   编辑:蔡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