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所谓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国家运用制度、法律、政策等将国家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治理行动并取得治理绩效的能力。从功能上，国家治理能力可以归纳为8种基础性国家能力：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再分配能力以及整合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而治理效能包括经济增长、社会稳定、民生保障、政治清廉、文化繁荣、生态优美等诸多内容，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运行的结果和治理能力的体现。2020年7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托尼·塞奇教授团队发布了一份题为《理解中共的韧性》民意调查报告，根据连续13年持续跟踪调研得出的数据，中国人对政府满意度高达94.1%，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正如纽顿提出的那样，“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领域，是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绩效、政治制度可信性的一种理性评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治理绩效对于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态度有着决定性影响，在不安全性、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后疫情时代，通过不懈解决具体的治理问题不断增强民众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使政府能力中比权力更重要更基础的要素——“公信力”，得以持久保持和建设，实现治理的现代性。

新冠肺炎疫情一方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所有全球问题的应对有赖于各国对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的共同体意识，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合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一些国家和地区内部社会治理短板甚至失序的风险加大，反映出这些地区内部治理的包容发展和平衡发展水平低下，尤其是充分显现了市场在面对疫情这种重大公共安全冲击时的能力不足。人类社会发展实践中并不存在完全的市场或完全的政府，相反，更多地是市场与政府交织在一起。社会、市场与政府的高质量制度安排及其效用实现程度最终决定一国治理能力的水平和优劣。因此，亟须将不断多元化的社会与整体性的制度实现更契合的对接，提升社会、市场和政府力量“协同性”治理的能力。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市场和政府都有独特的逻辑，社会偏爱公正、市场依赖平等、政府寻求控制，要在明确划定各自边界的基础上创新与之相匹配的治理工具，充分展现各自的正向功能。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强政府的集中式、科层制之间需要重建平衡和协作体制。要以政府职能的现代化推动国家整体治理结构的现代化，构造一个既能高效发展也能公平分配发展成果的制度安排，构建一个有效政府、有为市场和有序社会的基本格局，以此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生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国家能力与法治政府的共同支撑，用法治政府对国家能力进行约束与制衡，提升治理效能。概言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是充满活力和拥有良好秩序的有机统一。

有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家能力，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平台，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规范化管理以及加速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与掌握；在平衡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但还是有相当大的融入空间，如服务贸易发展、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出去、金融体系融入全球化，以及参与全球治理中的融入度和制度性话语权等，需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的全面开放，提升参与和引领经济全球化能力。中国坚持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市场导向的改革，进行全方位的、公平性的制度建设，构建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促进效率、公平和创新，积极探索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形成与先进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制度政策体系和监管模式，积极推动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主导，形成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与规则等制度型开放双轮驱动的新开放局面。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未来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需求，对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尤其是强化国家经济治理核心能力，构建开放的经济安全观，提升风险识别和处置能力。

（作者为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