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平，1956年10月生，江苏省高邮人。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原校长，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专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评价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马哲史研究会马恩哲学思想研究分会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获全国优秀教师，省特贡专家、省教学名师等荣誉。

主持或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项目6项，出版学术专著12部，主编丛书6个系列，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其中被《新华文摘》转载20余篇。获得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多项。

个人自述

苏轼在《定风波》诗词中说：“一蓑烟雨任平生，何妨吟啸且徐行”，仿佛“预言”了千年后我的如旅人生，烟雨茫茫，漂泊而动荡，人生驿站从高邮湖畔到盐城，再到滨海，转苏州而上北京，历徐州而最终折返苏州。

人生每一处分明都是生命场域。人总是与他人共在，于场域互变中成长，不断与往日告别，与未来牵手。继之以哲学方式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上下求索持恒致远，是时代赋予的使命，也是我此生无悔的选择。我欣慰，因为一路走来我的哲学始终在场，没有疏离我的时代、民族、世界。我祈望，以哲思智慧为这个时代、民族、世界增添光明。

一本哲学词典的启蒙

记者：受何启蒙，让您选择走上常人深感枯燥而艰涩的哲学之路？

任平：每每面对这个提问，我总会想起美国哲学家布莱克的话：面对纷扰的世界，你是沉沦于感性世界中当一头“快乐的猪”呢，还是追求真理而疏离感性愉悦、成为一个“痛苦的哲学家”？我之所以走上哲学之路，在青少年时期接受哲学启蒙纯属时代使然，但却成为我一生的选择。

我的父母都是“有文化”的军人。上个世纪60年代，父亲曾在一所苏北农科大专院校任党委书记，母亲则任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员。于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选集外，家里就有了后来被称之为几本“苏联哲学红色经典”之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两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还有一本厚厚的苏联版《哲学辞典》，艾思奇本和孙叔平本教科书一应俱全。

小时候我曾问父亲：什么书的知识最厉害?父亲从书橱最上层架上拿出厚厚的苏联版《哲学辞典》在我面前晃晃，半开玩笑地说道：“你要有本事，将来把这本书看了，你就长大知识、算有大学问了。”我当时不敢接，但心中也有小小的不服气，于是一有空就将《哲学辞典》偷偷地拿下来翻看，有时还偷偷放在书包里，带到小学，在没人时翻开看看。尽管读不太懂，但总觉得自己就快要接近“有大学问的人”的目标，尤其是其他同学都在读连环画时，俨然觉得在小伙伴们当中自己就是“最有学问的人”了。

辞典中有不少俄文字，我不懂，就请教上初二、学俄文的大哥。他说，你要学俄文，先要学会卷舌头发出“得乐乐”的音。我“得”不出来，很着急，狠劲地“得乐”一年，有时舌头根都“得乐”肿了，连吃饭喝水都困难，但终于学会“得乐”了，我很高兴。可惜“文革”突然爆发，俄文没人教了，空欢喜一场。

哲学与生活，早年就在我的人格深处结缘，成为贯穿我一生的存在方式。即便在1972年底高中毕业后不久成为一名农场插队知青，几卷马列著作、两本康氏教科书、苏联版《哲学辞典》也随身相伴。劳作之余，青灯黄卷，虽苦犹甜。

记者：从一名农场知青到幸运地成为一名大学生，跨入苏州大学前身的江苏师范学院政史系的大门，放下锄头拿起书本，您最大的体悟是什么？

任平：进入大学最令我兴奋的是获得了系统学习哲学的机会。1977年3月，我进入江苏师范学院政史系读书，许多课程使我获益匪浅。我几乎不知疲倦地借阅当时在学校图书馆里能找到的所有中外哲学书籍，每天我给自己规定的读书任务是40页，不读完就不睡觉。那时我们在学校文科楼里有固定教室，通宵不熄灯，所以我可以每天熬夜读书到夜里12点或凌晨1点，经常成为坚守在教室里的最后一人。最难受的是在每年闷热的夏夜里遭受密集的蚊子叮咬，上晚自习我总是穿着长裤，尽管如此，一晚上下来双腿起码有蚊虫叮咬的百十个红点。我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逐字逐句抄录重要语段，然后在笔记的一边写下自己的理解，力争将书本的知识化为自己的理解。至今我还保存着当年读书所写的50余本哲学笔记，700多万字。

大学期间，董蔡时、陈志安、吴建国等许多大家名家给我们授课，以他们为榜样，虽倍感压力之大，但精神动力无穷。适逢“真理标准大讨论”，吴建国与崔绪治教授联袂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雄文，引起学界热烈争论。夏甄陶教授坚持实践具有目的论的观点，与吴建国、崔绪治两位教授展开争鸣，后来演化为由肖前、陶德麟、韩树英、夏甄陶和吴建国等著名教授联合组成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全国大学巡回学术演讲团，见解对立的教授们同台诘难、当场争鸣，一时传为美谈。这也使我朦胧的人生刹那间树起了一个学术标杆。我就邀约几位对哲学感兴趣的同学，学着当年的列宁，办起了一个油印周刊《星火报》，专门发表同学们的哲学习作。其中《经典作家笔下的“决定”范畴》一文，还被1981年第2期《江苏师院学报》摘登，这是我平生第一篇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也成为我学术生涯的开端。

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记者：读书期间，还有什么令您难忘的事情？

任平：1984年秋，恰逢中国的改革转场，从农村改革要转向城市，转向工矿企业和整个经济领域。中央在北京召开几千人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推进改革的划时代文件。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会议争论得很激烈，就是文件中关于要“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整套僵化的体制模式”。究竟什么是“体制”、什么又是“一整套僵化体制”?它与社会主义制度是什么关系?会议讨论了近10天，文件内容还没有取得共识。

当时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一天晚上10点钟，研究生会突然接到通知说中办来人交代了一个课题，希望人大师生们在次日凌晨将“体制”与“制度”关系厘清，提交一个简短的研究结论。听到这个消息，部分教师和几百个研究生群情振奋，抱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豪情与担当，一起涌进两层楼的学生食堂，大声讨论甚至高声辩论，气氛热烈无比，一夜无眠，最终我们哲学系研究生提供了一个思想参照：比照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的说法，将制度比作“深层语法”，将体制比作“表层语法”，制度可以选择不同的体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正如可以选择不同的表层语法为深层语法服务一样。

次日凌晨5点钟，我们按时递交了研究结论，最终促使会议达成共识，文件批准颁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体制改革在全国由此展开。作为参与者，我们每个人似乎都在一夜间真正领悟了学术真谛：“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自己的学术与时代实践同频、与国家命运共振。我由此也想到：哲学不是封闭在书本里和课堂上僵死的形上之思，而永远是时代的思想。

与许多同时代学者一样，受中国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催化，从变革生活实践中不断获得新的观念，不断冲刷我内心的传统哲学底色，这一变革促使我自觉地走上哲学创新之路。根据我的哲学人生之路曾关注的主题，大致可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主题是中国现代性道路的哲学探索；第二个主题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研究；第三个主题则是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研究。贯穿于三个方面的方法论自觉，则是三个研究范式：“反思的问题学”“对话”和“出场学”。

记者：哲学是对时代问题的回应。当下的中国社会，在您看来是一个怎样的社会？您会用一个什么哲学概念来描述？

任平：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构建与创新，必须要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而中国社会现实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凡是原封不动地用“市民社会”理论来剪裁中国现实的理论阐释，都会误读中国，得不出恰当结论。其实，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我们进入了一个“差异性社会”。

所谓“差异性社会”，是指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人民在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等方向上趋向于一致，但是在眼前利益、局部利益、阶层利益客观上有差异，有时差异程度还较大。在生产力水平不均衡、不充分的背景下，差异将是客观存在并贯穿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的。我们不能超阶段地要求消灭一切差异，追求绝对平等。但我们坚决反对通过不正当、不合理方式造成的差异。还要合理控制差异幅度，限高、托底、稳中，保证社会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构建基本公平与比例公平叠加的社会结构。

出场学与“中国新现代性道路”

记者：您是较早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式研究的专家，是什么契机让您关注到范式这个角度的？

任平：出场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创新的必然结果。学界提出的教科书改革、文本文献学研究与中西方思想的对话、问题的反思等，都成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毫无疑问，这些范式在多方面深刻破除苏联教科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僵化的理解方式，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深化与发展。但是，客观地评价这些研究范式，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存在着某种缺陷，没有达到“与时俱进”研究范式应有的高度。出场学的理论旨趣在于促使哲学走向实践、走向生活、走向历史、走向差异，是反文本中心论、反僵化教条的研究纲领。遵循这一思路，近年来我在两个方面进一步推进研究。

其一，进一步凸显“改变世界”的理论品格，强化对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当代语境和中国语境的研究。“我们的时代”是当代哲学赖以安身立命的历史基础，对当代中国重大实践问题的哲学反思，特别注重对中国本土发展哲学的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安身立命之所。在今天，发展成为我们“改变世界”实践的“第一要务”，也因此成为哲学关注的中心。正是发展凝聚着全体中国人对改善生存状况、走向美好生活的愿景，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也因此成为“发展哲学”辉煌出场的历史舞台。

其二，更加凸显出场学视域的创新价值。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曾提出评判“进步的科学研究纲领”的三条标准：能够吸纳旧纲领中一切不受反驳的成分；能够合理地解释旧纲领难以解释的反常事实；能够更有效地预见新的事实。我想出场学也应当具备这些特点。出场学并不是简单消解其他研究范式，恰好相反，它强调其他研究范式的合理价值，但是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化和推进，能够在出场语境、路径的变化中来把握文本意义，展开对话、构建形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出场学才能成为一种具有中国原创风格的研究范式。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提出一个原创性概念“中国新现代性道路”。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您对此有什么新的领悟？

任平：对以“中国新现代性道路”探索为主旨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研究，是我学术人生的第一个主题，也是我始终不渝坚持研究的领域之一。中国新现代性道路超越了经典现代性的资本主义道路，超越了苏联经典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个领域奋力实践、全面开拓的综合结果，是在世界复杂现代性语境中对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道路之问的中国解答，更是引领新全球化时代人类新文明发展的中国方案。

新现代性道路“新”在何处？我想有三个维度：一是用人民共同富起来超越了西方道路必然导致的两极分化、社会崩溃；二是用生态文明、绿色发展之路解决了西方道路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崩溃的根本危机；三是用多元主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文明互鉴”的新全球化时代体系来取代那种导致全球分裂的单边霸权主义的旧全球化时代体系。我们不走西方老路，而是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市场化、新型民主化、新型社会化、新型文明化、新全球化之路建设一个具有“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鲜明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强国。

贯穿百年党史的主线，实际上就在于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开辟了顺利通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新现代性道路，包括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沿着这一道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必将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研究要关注这个主题和主线，深入探讨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深刻内涵、历史逻辑以及世界意义。这是我们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大任务。

学会“摘桃子”，更要“种桃树”

记者：对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您有什么寄语？

任平：我们都是从青年过来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话语方式、知识结构和兴趣点，这个是必然的，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特别强调要在培养中注重做人与做学问、道德人格与学养功夫并重，学术知识和理论能力并重，知识学习和创新能力培养并重。我经常给学生们打一个比喻，在科学研究上，不能光是为某一块现成田园中的桃树浇水施肥，最后待桃子成熟后摘下桃子放到自己的篮子里，还要找到一棵新桃树，找到适合它的新田园，将其种下，浇水施肥，待其长大，将桃子留给你的未来团队成员去摘。这个问题，是青年学生治学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青年学者在研究问题时要有四重坐标感：第一坐标是时代坐标。青年学者做研究，首先要从时代挑战、时代需要出发，从国家和人民的急需出发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课题，打磨自己的核心概念与理论。第二坐标就是学术史坐标，就是要看你提出的问题在该学术领域里的思想演化逻辑中的地位，是否属于学术演化史之必然。一般说来，学术史与时代实践呈现共进的关系。第一坐标与第二坐标具有相关性。第三坐标是横向的空间结构坐标，即看你提出的思想、概念在既成的相关学科结构之中是否具有共性或普遍意义。第四坐标是未来方向的坐标，看你创新的概念和理论对于未来学术的开拓性和走向趋势的预见。哲学，源于生活，源于时代，源于实践。我们要关注生活中的问题、生活中的哲学、问题中的哲学，然后才能有哲学中的问题，这个逻辑是不会变的。

记者：您对江苏社科强省建设有何建议？

任平：建设社科强省，是江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实施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在社科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未来推进社科强省建设，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思想、文化、文明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要做好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加强提炼“江苏经验”，融入“一带一路”。从乡镇经济到“苏南模式”、昆山之路等，江苏人民用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其中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我建议可以出一些口袋书，通过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案例和故事，告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江苏是怎么发展的，其实这就是中国道路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且可读性、启发性很强。

第二件事情是加强文化引领。江苏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比如，常州学派是在清代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一个著名的地域性学术流派，泰州学派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等。我们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富矿，从中汲取养分和智慧。

第三件事情是加强现实观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玄学空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唯有把握时代脉搏、跟上时代步伐、适应时代需要，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才能不断出新出彩，更好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当前，改革发展任务依然艰巨繁重，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就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既引导人们“怎么看”又指导人们“怎么办”。比如，江苏制造业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好好规划，特别是要做好产业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融合的大文章。比如，如何树立龙头，重新制造增长机遇，这也是我们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之一。

本报记者 杨丽 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