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的逝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舆论再次聚焦企业家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内涌现了大量企业家，不同企业家有着不同的企业家精神，也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洞悉企业家群体的独有特质，并借助教育、培训和商业孵化有意识地筛选、培养企业家，对于推动社会创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实，为生产力注入伦理内涵，这是西方经济学没能关注到且难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也是《企业家的精神与信仰》一书想要重点讨论和探究的议题。

《企业家的精神与信仰》虽研究企业家精神这一经济学概念，但创造性地引入历史学的视角和方法，既关注企业家精神经济理性维度特质，更尝试在历史的大数据库中发掘企业家精神的道德、文化等更趋底层逻辑的特有要素。

本书认为：引导企业家精神发挥正向作用不能忽视文化影响。书中首先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营思想。中国传统社会尚未形成企业家的概念，但在儒家思想作用下，也逐渐产生儒商这一特有群体，他们多以儒家仁义行商，又或是以商为仁义，是我国企业家精神的雏形，也构成了我国企业家义利结合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余英时先生曾描述明清时期“弃儒就贾”的趋势，士人与商人阶层的传统界线变得非常模糊，认为彼时的中国是一个士魂商才的时代。以徽商为代表的儒商群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以儒家之诚信经商，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展现出义利观的积极作用。实际上，义利关系一直是困扰世界各国企业家群体的难点问题。本书借助对比研究，同时分析了欧洲宗教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企业家群体对义利关系的认识，进而挖掘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家精神的作用方式。欧洲宗教改革通过“因信称义”“天职观”等思想，从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层面对商业行为进行合法化。明治维新推行殖产兴业政策，更有涩泽荣一对义利观进行再解读，“企业家的正确姿态应当是：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提倡“士魂商才”，从思想观念和实践层面对商业活动予以多维支持。

接着，作者聚焦中国近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选取了张謇、张之洞、陈蝶仙、范旭东、卢作孚等优秀企（实）业家，并沿着时间线，进一步梳理论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荣毅仁、曹德旺以及任正非的企业家精神和实践，从中提炼出优秀企业家的义利观共性，挖掘出中国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特质和关键要素。

书中探讨企业家精神及其道德、文化基因等特质，遵循的是“求同存异”的原则，“同”在于提炼出中西方企业家精神正向发展中的关键要素——信仰；“异”则在于探索中国企业家精神中所蕴含的特有信仰——家国情怀，这一源于儒家文化的特有思想，不仅是中国企业家精神的道德主核，持续不断地对中国企业家精神进行塑造和滋养，更是在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着稳定的代际传递特性。

我非常赞同书中关于家国情怀当前状态的描述：“中国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正是来源于儒家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信仰，作为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在历经千年之后，仍然具备着相当的生命力，是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的。中国当代某些企业家的恶性行为是信仰的缺失，更是家国情怀在企业家内心沉睡的表现。”一针见血地剖析出负面企业家行为的本质问题。在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下，在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和国际形势中，我国正处于“两个大局”激荡交织的关键节点，家国情怀信仰应被全面唤醒和激活，当前正是家国情怀信仰进一步外显并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时刻。

《企业家的精神与信仰》浓缩了作者多年来工作和学术钻研的精华，在文化和经济的融合互促方面展现出独到的见解，作出了重要理论创新：本书首次将信仰纳入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范畴，明确了要从信仰层面引导并树牢正确的企业家精神。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将信仰对企业家精神的具体作用模型建立起来，更以动态严谨的过程推演，反复推敲验证了这一作用模型。本书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研究项目、江苏省社科重点课题，入选了中宣部“党建好书”，也作为张謇企业家学院的教材，广受各界企业家的认同与好评，其中关于信仰和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容和观点还在《南京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或转载。我国的教师、医生等行业都配备了指导和规范行为的守则，但至今都没有企业家守则，相信在有效的普及下，本书一定可以填补这一空缺，逐渐成为广为流传的企业家守则，也必定能够成为培养正向企业家精神的行动指南。

最后，正如书中呼吁的：“我们应当呼唤企业家的家国情怀信仰，以家国情怀的信仰激发当代企业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与信念，去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社科处处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