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认为，低碳发展至少有三个效益。首先是环境效益。与应对气候变化同步协同，将带来大气污染治理的一系列成效。我国能源结构以高碳的化石能源为主，化石能源燃烧不但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同时产生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也是当下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调整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不仅可以减少碳排放，也从根源上降低了污染物排放。其次是社会效益。低碳发展将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绿色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450万人左右，接近煤炭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预计到2030年低碳领域的直接和间接就业总人数有望达到6300万人。此外还有经济效益。到2030年，全国低碳产业的产值预计将达到23万亿元，对GDP的贡献率将超过16%。

（摘自《实现碳达峰“十四五”是关键》，《经济日报》2021年1月18日）

易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金融部门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中国宣布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要求经济全面、系统性转型。在此过程中，绿色金融可发挥“加速器”的作用。2020年末，中国绿色贷款余额约1.8万亿美元，绿色债券存量约1250亿美元,规模分别居世界第一和世界第二。近期，市场主体已发行40多只碳中和债，规模超过100亿美元。

易纲指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金融部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需要应对好一系列挑战。第一，在社会层面，绿色减排意识亟待提升。第二，在市场层面，要充分发挥碳市场的定价作用。目前，我国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刚刚起步，需要进一步发挥碳市场的金融属性。第三，在机构层面，气候信息披露需要进一步完善。披露主体的范围要扩大，覆盖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各类主体，披露方式要逐步从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转变。第四，在风险管理层面，需要密切关注化石燃料相关的转型风险。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八成是化石燃料，主要是煤炭。据估测，到2060年，化石燃料占比将不足20%。中国金融机构持有了一些高碳资产，绿色转型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风险等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着眼未来，易纲认为有几方面的重点工作需要推进。一是要进一步以市场化方式动员公共和私人部门资金，支持绿色经济活动。预计2030年前，中国碳减排需每年投入2.2万亿元；2030年至2060年，需每年投入3.9万亿元，要实现这些投入，单靠政府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二是要研究应对气候变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将用时70年，美国45年，中国只有30年左右，时间短，曲线陡，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突出，所以要积极督促金融机构尽早开始转型。三是要发挥好碳市场的价格发现作用。预计今年6月底，中国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启动运营。相关部门正在就管理条例征求意见，提出要逐步扩大碳排放配额的有偿分配比例，金融管理部门将配合相关部门参与碳市场的管理。构建碳市场应更多体现金融属性，引入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机制，推动碳价格充分反映风险，最大化发挥碳价格的激励约束作用。

（摘自《易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金融部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金融时报》2021年4月19日）

黄润秋：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认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清洁美丽世界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广泛参与。一是加强绿色低碳发展国际合作。应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全球海洋治理等领域国际合作。我国将继续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取得积极成果，筹备办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扎实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二是推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应共同维护全球化进程，共同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和稳定的全球产业链，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大力发展绿色低碳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低碳绿色产品装备研发应用，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汇聚起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合力。三是担当绿色低碳发展引领者。应共同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支持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全面有效持续实施，共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向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方向迈进。

（摘自《面对艰苦任务，“十四五”绿色转型如何布局》，《瞭望》2021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