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贸规则博弈日趋激烈，疫情导致全球经贸合作壁垒持续增加，新科技革命推动新领域规则、标准不断出台的大背景下，中国正在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基于深刻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

从国际层面看，一是全球经济复苏充满不确定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6%。报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年后，全球前景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尽管疫苗的持续推广提振了人们的信心，但变异毒株的出现和病亡人数的不断增加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与此同时，众多的贸易与投资限制以及不断上升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可能会损害经济复苏。二是中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相关机构预测，未来5-10年，中国经济总量可能超越美国，将彻底终结从1890年以来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霸主地位，完全意义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预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在科技、经贸、金融、能源等领域的硬实力比拼和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三是全球经济治理亟需改革。当前全球面临增长动能不足、逆全球化态势上升、世界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气候变化、公共卫生问题等，需要对全球现行的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就全球经济治理层面来说，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构，但这些机构的改革比较滞后，美国在很多机构仍然手握重大决策一票否决权。四是新科技革命竞争激烈。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十年，也是新技术革命取得突破的关键十年。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均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3D技术、5G等新技术应用放在竞争的突出位置，抢占未来新技术革命发展的制高点。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亟待培育。全球经贸规则的协调已经由关税和投资准入等“关境之上”领域，逐渐向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权益保护领域等“关境之后”领域过渡，我们必须要和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对接，并在互联网、5G、数字经济领域制定标准领跑世界。

基于此，在新发展格局下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路径：

一是坚持高水平的“引进来”与“走出去”。顺应我国对外开放阶段的新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要求，树立统一的开放观、内外协同的供给观和需求观，促进内外市场高度联通、要素自由流动、产业链紧密融合。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共同组合国内国际资源要素，提高双向开放水平。既要引进国际先进资源要素，又要开展更高层次、更广领域的产能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内贸企业“走出去”，把技术、品牌和渠道优势向国外延伸，实现价值链升级，努力构建根在国内、面向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体系，促进国际国内产业链有序衔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走出去”战略，坚持深耕细作，做优做精重大合作项目，提升其辐射带动能力。

二是以对接国际先进经贸规则深化改革。当前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已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高水平自贸片区建设为引领，对接国际通行规则，对标全球先进标准，继续发挥开放倒逼改革机制，形成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开展特色探索、制度创新、集成超越，深化投资管理体制、商事体制、国企、要素定价等关键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通过不断拓展制度创新空间、释放改革红利，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主动。

三是构建中国全球价值链的网络和板块。我国经济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网络的脆弱性，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和本土化转移的趋势将进一步明显，全球供应链重组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我国应顺应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新趋势，积极推动高标准自贸区战略，推进自贸区建设扩围提质。现阶段要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探索参与全面且先进的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CPTPP合作的可能性。通过深化地区范围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促进区域分工合作和供应链网络建设，构建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构建中国价值链的全球板块。

四是坚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需要构建全新的制度优势，以争取到更多、更大的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努力推动建立互利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其二，完善全球金融市场，积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其三，积极参与并推进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连云港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