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治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一脉相承，是将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高效能治理与效率有关，但不等于只追求高效率，它强调的是治理的有效性。不仅包含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更注重治理的有效性和有用性。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相辅相成、互相成就。如果没有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得到保障；而如果没有高效能治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社会矛盾和问题难以妥善解决，发展环境将可能恶化。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并重，正是我们总结反思以往粗放式发展模式基础上形成的新发展方向，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当前，“十四五”已经开局，如何以高效能的基层治理夯实国家治理之基础，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当前各级治理尤其是基层治理的重中之重。基层治理搞得好，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基层治理内容丰富，牵涉甚广，要让人民对治理满意，提升幸福感，就要把效能作为基层治理质量提升的重要标尺，处理好五种关系。

党的领导与基层高效能治理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基层高效能治理也必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党的领导在基层高效能治理中的作用体现在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的意义上，它为基层实现高效能治理提供了政治、思想和组织的保障，比如在把党建引领贯穿基层治理的全过程和各方面，以“红色引擎”为核心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以“党建+”联合各种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但是，党的领导并不是指包办基层治理的一切，基层治理以党建为核心引领的同时，又要保持创造性和创新性，只有充满活力的基层才具备实现高效能的潜力。

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关系。顶层设计是从全局的角度，对基层治理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提供统一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更高效地实现治理目标。而基层实践百貌千面，各有各的情况，其治理更加侧重地方特色，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民情风俗，探索适合地方发展的治理模式，才能使治理效能达到高目标。从顶层设计角度，要给予基层实践充分的探索空间，不应硬性要求基层治理千篇一律。一模一样的市容村貌、街道店铺设计，并不代表规范，而恰是基层实践缺乏创新的表现。好的基层社会治理一定是各显所能，各展所长。比如一些地区探索基层治理形成了“村规民约”“村民说事”“道德积分”等治理新举措，对基层治理传统架构形成了有效补充和支撑，是基层实践在顶层设计指导下较为成功的创新探索。

基层赋权与基层减负的关系。对基层赋权赋能是建立在治理重心下移的基础上的，通过给基层更多行使权达到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以实现基层事情基层办、基层权力给基层、基层事情有人办的目的，这也是高效能治理的题中之义。尤其要注意为基层赋权赋能的限度，核心是实现权力、责任与资源的匹配。赋权并不是越多越好，要考虑基层有没有能力担当这样的权力，如果基层没有能力担当，过度赋权就是增加基层的治理成本。同时，要对基层越来越多的权力与职责进行监督，使之规范高效运行，才能为群众提供更多服务。可采取“权责清单”制度，明确制定出基层治理的两份清单，即“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使基层工作者既能放心干事，又在规范之下有力干事。

安定有序与充满活力的关系。基层高效能治理绝不仅仅是追求社会稳定，更是要激发出基层治理的生机活力。在传统意义的理解中，有些基层工作人员认为调处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就是治理，这只是关注到基层治理中的“负面”，而没有将目光聚焦在能够推进基层治理更高效的“正向”内容上。对于基层治理来说，生机与活力才是让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活力以安定为基础，安定以活力为目的。而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大大地增强了基层治理的力量，使基层治理更有能力提供丰富多样的公共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现在，很多地方都成立了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引进了第三方民间专业调解组织入驻社区或农村，使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活力被极大地释放出来。

数字治理与传统治理的关系。近年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等社会治理领域中，大幅提升了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加速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数字治理手段就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展现出数字治理模式的发展潜力。数字治理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看到数字治理蓬勃之势的同时，也要辩证地看到数字治理的负面效应，比如隐私保护、数字鸿沟、地区协调等问题。数字的技术性，使运用者不能同等地享受便利，进而形成了由数字治理带来的群体壁垒，特别是那些不能熟练运用新技术的中老年群体，极易在数字治理的效率图景中被边缘化。此外，数字治理也可能削弱社区社会资本，城乡社区的人情味与凝聚力如何保持，是值得基层治理思考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共镇江市委党校，本文为2021年江苏省委党校系统专项主题阶段性成果〈项目号：ZX21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