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颢瀚（曾用名张增芳），江苏沛县人，1954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

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1982年分配到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做教师。1996年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2000年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010年任江苏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先后发表经济学、哲学、文学、管理学及自然科学论文510多篇，出版个人专著、合著等30多部。个人完成与主持完成国家重大项目课题、科技部“863”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规划重点课题、省规划重点课题等50余项。主要从事区域经济、都市圈、城市经济、长江三角洲、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有40余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国家级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4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4项；学术界全国性一、二等奖3项，优秀奖多项。

童年埋下了一生的志趣

记者：您出身教师世家，这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颢瀚：我出生在徐州沛县微山湖西岸的农村，京杭大运河从村东边不远处南北流过，我的学习经历就从那里开始。

我的祖父、父亲都教书，后来我的姐姐、我和我的弟弟都做了教师，成了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祖父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会说话不久，祖父就开始教我识字。两岁时，我个子矮，祖父就在堂屋里插屏椅的椅面上，用粉笔写字、教字，后来教诗歌和儿歌。祖父用诗歌和故事，培养了我好学的兴趣与人生的志趣。祖父给我传递的家国理念，一直影响着我一生的学习与工作追求。

记者：在您上学之后，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张颢瀚：初中阶段，我阅读了一生中影响最长远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教程》，是在学校图书馆借到的，记得是黄色封面，主要是资本论的相关内容。从这本书中，我不仅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产生了求知经济学的兴趣，更重要的还在于这本书层次清晰、观点明确、系统严谨，并且每章之后都有简短的结论。这种印记一直影响着我的理论研究。

另一本是1967年读的《第一个春天》。作者把白果树底村的环境与青年人的故事营造与刻画得很吸引人，所以我看得很投入很认真，印象深刻。后来写作文，写人、写事、写景，常常想到《第一个春天》。

记者：您是“文革”后参加的高考，能否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颢瀚：我是1978年参加高考的，我所在高中的班上只有我一人考上了大学，特别是与弟弟同时考上大学，在家乡成了我们全村的骄傲。要去上大学时，是祖父给我送的行。我记得很清楚，他没有多讲家里的事情，跟我讲得最多的，就是好好珍惜机遇，好好修身治学，将来要为国家做贡献。在来南京的火车上，细细思考祖父与父亲的教诲，写下《入学有感》：“兄弟同入学，父祖共诚告。此去为国家，一心在学校。同学紧团结，取补共深造。常思己不足，虚心受师教。身乃建国本，锻炼不可少。生活尚俭朴，艰苦高格调。知难贵永进，不馁亦莫躁。矢志为四化，永遵党教导。”后来也一直激励着自己的学习与研究。

记者：大学毕业后，您就参加工作了吗？当时学习工作的环境是怎样的？

张颢瀚：1982年，我被分配到江苏省委党校，从学员部到科研处，前后15个年头，主要从事教学工作。那时候，夏天午休时间很长，大家午休时，我就独自在集体宿舍看书。我是年轻人中去党校图书馆借书最多的，抄写“读书卡片”也是最多的，这在后来的科研中一直发挥作用。记得那时候冬天晚上宿舍非常寒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我常常看书、写文章到后半夜，有时为了完成稿子而熬通宵，经常是脊背冰冷如板块。这种环境下的苦读，是局外人难以体会的。

师从大家，汲取营养

记者：您在省委党校工作期间，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颢瀚：求学，贯穿了我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不断充电，不断补充新的动力。1984年，我有幸到中央党校系统学习党的建设理论，给我们班授课的都是著名专家，我尽可能向老师们请教，特别是能与我国党建学泰斗周逸教授经常一起讨论。在这个学习班学习期间，我写了一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考》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第二个层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公民；第三个层面是所有行业的职工。

记者：除了周逸教授，您还跟许多大家有过交集，他们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颢瀚：1986年，南京大学在我国最早开设了《城市经济学》课程，我通过申请，成为唯一一个旁听生，学习了整整一年的城市经济学。那时是以英国巴顿的城市经济学为参考，比较系统，这成为我后来研究、参加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的重要理论基础，由此也奠定了后来进行长江三角洲和都市圈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我的求学过程中，还有几位著名专家给予指导，不能忘怀。卫兴华教授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泰斗之一，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就向他多次请教。他给我讲如何进行理论研究，特别是如何确定研究方向，如何构思研究框架，在确定研究构架后，按问题、按专题分别撰写论文，进行重点突破与创新，在此基础上再写专著，就会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对策探索一一我的市场经济观》就是这样写成的。

1992年到1993年，我到厦门大学做访问学者，师从吴宣恭教授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这一时期，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改革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学界讨论改革与发展方向最热烈的时期。吴宣恭教授作为市场经济与改革理论的开拓者和领军人之一，对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给予了前沿性的指导，为我后来的研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一阶段，著名经济学家胡培兆教授经常带领我和其他几位博士一起讨论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问题。同时，我尽可能多地参与厦门大学的各类学术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尽可能开阔眼界。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这些老师都让我终身受益。

记者：您师从多位名师的经历，对您日后培养学生，有哪些影响？

张颢瀚：师从多位名师的经历，不仅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影响至深，也为我日后培养学生提供了一定的范式。在省委党校期间，作为学员辅导老师，我非常喜欢与学员打交道，与他们一起讨论理论问题。后来，带过硕士生与博士生。

对于博士生的教育，我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衡量自己品德的重要尺度。首先，重视博士生的读书，明确提出“会读书”是博士生的第一基本功，还带领博士读书讨论，帮助他们选书，给学生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图书和文献资料。再是，和学生讨论他们学习基础理论课的体会与收获。我把博士论文的写作，作为学生深化提升理论、深入认识社会、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大事，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全程参与，认真指导，并且在开题与写作中组织集体讨论，共同评价，共同提高。要求论文的选题、视域、主题、构架、逻辑关系都要明确，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剖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求论文选题一定要在理论前沿上，在国家改革开放、现代化与民生重点上，能够在理论与现实问题上有突破，自己在写作中有提升。我认为，共同讨论写作对我也是学习提高，特别对年轻人一生的科研，是一个重要的平台，有利于他们大踏步成长。

社会科学研究应立足现实

记者：从党校、规划办，再到社科院、社科联，虽然工作单位几经变化，但您一直在社会科学领域，也一直在坚持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您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张颢瀚：改革开放以来，我一直致力于对国家、对江苏、对民生、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既是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责任感的支撑，更是研究工作的动力，当然也会成为研究的兴趣来源。

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实践。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殊进程，更需要中国的学者进行针对性的、前瞻性的、实践性的研究和创新。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我特别注重深入和追踪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前期阶段更多地关注国家具有宏观性的经济问题和体制问题。为了准确深入把握国家经济深层的问题和体制中的问题，每年都进行大量的实际调查，向一线的厂长、经理、会计师、经济师请教，到基层经济管理部门进行调研访谈。这是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必修课。离开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深层认识，就没有发言权，理论的研究就失去了合理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深入调查中，在前期阶段我提出了不少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有价值的建议。在后一阶段的研究中，由于工作单位的变化，更多的是为江苏的发展服务，因此，更多地研究江苏和长三角区域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比较多方面地深入了解和认识江苏和长三角的实践问题，由此对江苏的发展和决策、对长三角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一系列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需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江苏一直走在全国发展前列，江苏社科工作者也要在全国率先直面这些问题，率先阐释这些问题，为国家提供率先性的决策参考，助力江苏率先发展、引领发展。

记者：1997年，您在省规划办工作期间，就曾与上海、浙江规划办联系，牵头组织召开长江三角洲协调发展研讨会，并建立了相关协调机制。如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早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您有何建议？

张颢瀚：中国是制造业大国，长三角是中国也是全球的重要制造业基地。建设世界级的长三角都市圈，重要的是建设好长三角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并且由制造业基地转型提升为“智造业”基地。长三角制造业的转型与提升影响我国产业的转型与提升，而长三角的科技创新体系，则决定长三角制造业能否转型提升为“智造业”。长三角要在整体上统筹规划产业的重点创新方向与城市的分工体系，从竞争走向协同，这是今后需要突破的重点。具体来说，要联合出台企业创新成果转化和利益分配的政策，共同培育国际创新品牌。对重要前沿产业，根据研发、孵化、转化与产业化的关联，建立合作创新区，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的综合性项目，发挥各自优势，协同攻关，真正成为国家的创新引擎。

都市圈一体化，一般先是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到产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再到科技的一体化与体制机制的一体化。推动区域在关键领域实现一体化，关键是改革体制完善机制，画出共同认可的最大“同心圆”，找出互利共赢最大“公约数”，形成一体化的共同动力。这也是长三角需要率先示范的重点。

记者：听说您在研究经济和社会的同时，还对文学、书法等有研究？

张颢瀚：多学科的研究与著述，也是我求学的重要方式与途径。编写200余万字的中国《古诗词赋观止》就是如此。编写这部著作源于祖父对我的长期教育而引发的对诗词的爱好。1986年，我下决心开始筹备，用了整整3年时间，系统学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诗史、中国古赋等一批经典著作。在此之后，又系统学习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各类选编与诠释本，这是一个难得的、迫使自己学习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开始起草写作方案，拟定写作思路、写作框架、写作篇章结构等等，并遍求著名文学大家给予指导。我个人认为，中国诗词的发展不能僵化，要保持文化向上发展的根本源泉，助力其更加繁荣发展。

本报记者 胡 波 杨 丽

本报实习生 蔡文玲

个人自述

□ 从事社会科学，就意味着承担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学术责任、道德责任，更是社会责任。

□ 家国意识、忠信意识、感恩意识，是我科研和做人努力追求与遵循的三大理念。

□ 中国的社会科学需要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来探索和认知，这是我致力遵循的治学原则。

部分学术贡献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结构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创新

五层次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理论创新。《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产力基础》（《学习与探索》1993年第5期)，提出把社会经济结构分成如下五个不同层次的内容：

①生产力的物质技术形式；

②生产力的经济形式；

③社会经济的管理调节形式；

④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⑤生产关系的基础。

这一成果获全国首届青年论文一等奖。

城市经济与第五产业理论的重要开拓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城市经济，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形成以《运行与嬗变——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新论》为代表的城市经济与文化产业研究的开拓性基础理论成果，首次按照历史与理论的逻辑，开拓性地系统阐述了当代城市经济的五次产业，即农业产业、工业产业、服务产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同时，出版我国“第五产业”第一部论著《第五产业论》，系统提出“第五产业”十论。

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运行规律与机制理论的开拓性创新

2002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文化产业运行规律新论》，立足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及文化生产的双重效益，提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产业经济价值规律作用形式以及文化产业运作中的社会价值作用和表现方式，揭示了文化产业运作的双重价值规律。

对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研判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首先提出与系统论证了全球经济进入低速弱势长周期的判断，在国家重点核心期刊发表，并被《新华文摘》作为《新华观察》重点发表；首先提出中国经济进入长期中速发展趋势，并在《人民日报》内刊全文刊发报有关部门。

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研究的引领性创新

从1997年开始，与江、浙、沪专家对长三角区域发展与一体化进程进行跟踪研究，连续出版了《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1999、2000、2001-2002、2003-2004年卷，成为长三角区域研究的基本参考书与政府相关决策的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