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曙明 杨丽 摄

人物简介

赵曙明，1952年12月15日生于江苏海安。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商学院名誉院长、行知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南京大学企业管理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第二层次)、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江苏省“333工程”首席科学家、第二届“江苏社科名家”。曾获得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校长最高特别奖章、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

主要研究领域有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企业跨国经营等，始终站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前沿，引领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学术研究。最早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进到中国，并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出版了20余本著作，并在国内外一流和核心期刊上发表了300多篇论文。

个人自述

人力资源管理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人是可以塑造的，人力资源管理核心之处在于怎样引导人、塑造人。

在从农村壮劳力、出国留学到高校教授的人生历程中，父亲教会了我“吃苦”的本领，让我练就了坚强的意志，解决了生计问题；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及人生智慧让我茅塞顿开，直接决定了我之后从事学术研究的高度。希望我们的年轻一代塑造良好的品行，确立良好的发展方向深耕下去，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本报记者 杨丽 胡波

宿舍床头挂着一双草鞋

记者：您曾说过，能吃苦是一种竞争能力。这是否跟您儿时的经历有关？

赵曙明：是的。我出生在海安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以种地和理发为生。父亲教会了我理发，16岁时，我边上学读书，边学习理发，边干农活，这是我最早较为深刻地感受到忙碌和艰辛。那时父亲的想法很简单，让我多读点书，多做点事，多学点本领。我学会理发之后，给我的高中、大学的同学和老师、在美国的留学生都理过发，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父亲给的。父亲总说：“农村孩子不能吃苦咋行？”正是父亲的影响，让我养成了不怕吃苦的习惯，练就了我坚强的意志。

我于1970年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当时是村里唯一的高中毕业生，受到了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松高先生的青睐。当时我所在的“永新大队”（后来叫“戚湾村”）被评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获得省里奖励的一台最先进的机械——“东风12型”手扶拖拉机。我被选中从事当时在乡村看来“最时髦”的工作——开拖拉机，这在当时是一种荣耀。我当时只有70斤，但是能挑得动200斤的化肥，也是因为能吃苦、干劲足，赢得了村民的夸奖与信赖，第二年就担任了生产队长，后来被选为生产大队长，不久被任命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我记得，1973年海安县选派两个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生产调查、思想宣讲等工作。我有幸被县委、县政府选调到工作队，分配到花庄公社工作。如果在农村再多干几年，农业很有可能成为我的终生职业。

记者：1974年，您有幸成为工农兵学员中的一员，被推荐到南京大学深造，这成了您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赵曙明：那年春天，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传来，我报考了“江苏农学院”。经过推荐和考试，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出乎意料的是，我却被南京大学西班牙语专业选中，最后拿到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时被告知录取到英语专业。可在当时，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成绩排在最后。

要想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光靠上课是不行的，必须比别人下更多的功夫，还好我能吃苦。我有自己的“笨”方法：每天默写20个单词。晚上9点半学校宿舍统一熄灯，只有厕所有灯,我就到厕所去读,常常坚持到夜里一两点钟才上床睡觉。有许多次，同学深夜上厕所，听到昏暗的厕所里有叽里咕噜的声音，吃惊之余才发现是我还在读英语!

还有个小故事，当时我的大学宿舍床头上挂着一双草鞋，同宿舍的人都比较惊讶，不解地问我:“你为什么带双草鞋来啊，到城市了还穿得上吗?”我告诉他们，这是父亲送给我的，为的是让我勤恳求学、踏实上进。父亲一直提醒我，不能忘本，到了大城市也一定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我与德鲁克先生的不解之缘

记者：1981年和1987年，您曾两度赴美留学，分别学的教育学与管理学专业。访学经历中，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赵曙明：最大的收获应当是与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大学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1987年我在该校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时，认真阅读了德鲁克的著作，听他的讲座，开始认识和了解德鲁克先生。随着接触越来越多，与他也慢慢开始熟悉。1991年回国以后，基本上每年到美国讲学时，我都会抽出时间去拜访他。学生毕业后与老师保持联系，这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德鲁克先生是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一代管理学宗师。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传奇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及睿智的才思，使其在政治、法律、社会、管理、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都留下了精辟的见解和耐人寻味的启示。他笔耕不辍，94岁高龄时还完成了一部著作，也是他人生最后一部著作。他的39本论著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成为全世界管理者、学者奉为圭臬的经典。

德鲁克先生不断学习的精神、人格魅力以及在时间的有效利用方面都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德鲁克先生坚持每两三年就要学习一门新的学科，使得他涉猎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众多的知识领域。在此基础上，他运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客观地审视和分析组织及组织管理的变迁。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其避免了一叶蔽目的狭隘，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准确把握和预测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的变化。

德鲁克先生经常告诫经理人：“一定要知道你自己是如何利用时间的。”他本人也是有效利用时间的典范。在克莱蒙特校园里面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如果你写信邀请德鲁克先生发表一次演讲或写一篇书评，你将会收到他本人寄来的一张明信片，背面写着:非常感激您诚挚的邀请，但我无法完成下列各项事情:撰写前言；替手稿或新书写书评；参与专题讨论会……当我问德鲁克先生，您是如何打发工作以外的休闲时间的?他反问我:“什么是休闲时间?”德鲁克先生的高产再次验证，一个再有天赋的人，也要有目标和愿景，也需要对目标进行不懈的追求。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追求、对学习的热情，这不仅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基础，同时也是一个管理者成功的基础，而这远胜于任何管理方法。

最早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入中国

记者：您的学习履历非常丰富，从英文专业到教育学再到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学。您为何选择将人力资源管理学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并最早将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引进到中国？

赵曙明：首先，英文专业虽不是我主动选择的专业，却为我后续的学习和工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我于1981-1983年在美国留学时，曾接触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加里·贝克尔等学者的人力资本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理论的学习与研究也加深了我对教育学的认识，并初步形成了“把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关键性资源，研究这种资源整体素质提升、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想法。

在获得教育学硕士学位重返南京大学后，我深深感觉到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理论体系。尤其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环境越来越重视管理，于是我选择了攻读高等教育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理由简单而直接:这个专业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1991年，我回国以后给研究生开设了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课程。为了系统地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我撰写了《国际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目前已出版了第六版。该书以准确的概念界定、丰富的文献引证、完整的理论体系、全新的学术见解，使读者不仅看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全貌，而且接触到了学术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时至今日，该书仍是中国学者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的必备参考书籍。而后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我完成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这部长达48万字的巨著。该书既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力资源的配置机制和政策体系，又从微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源各个管理活动的优势和劣势，学术界称之为“开创性著作”。在南京大学由我发起的全国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师资研讨会，迄今已经举办20届，为全国培养了几千名高质量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的师资。现在，我正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创新导向的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目前团队对全国的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和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基于中国实践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创新模式产生的原因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

记者：进入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代，人力资源管理历经了怎样的变迁？尤其是遭遇此次疫情的考验后，该如何深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与创新？

赵曙明：在管理专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人力资源管理大致经历了传统的人事管理、机械化人力资源管理、人性化人力资源管理和自主化人力资源管理这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背后都体现了对“人”认识的更迭，实现了对于“人”主观能动性和价值的承认。随着企业竞争程度的加深，鼓励员工自主学习、自主发展成为应对动态竞争、实现企业创新的有力手段。因此在当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既要给予员工充分的资源与权利，又要进行必要的监督，针对此需求，未来可能演变出新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在疫情的背景下，不同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新的探索。企业如果要深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变革与创新，需要从“道”的方面进行探索。“道”指的是转变企业对员工的管理理念。管理是一种1+1可能大于2的学问，既要“管”事又要“理”人，目的在于最大可能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在以往的模式下，员工被认为是执行者，企业通过给员工一定的报酬来获取员工的劳动价值，在这种模式下，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难以满足，知识资本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企业需要先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员工不仅仅是战略的执行者，更是企业价值的创造者，像海尔这样的企业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其“人单合一”的理念，即每个员工都应直接面对用户，创造用户价值，并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分享，这充分体现了对员工价值的重视。除了转变现有理念外，诸如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展现出广阔的前景，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解放生产力，使普通员工脱离了繁琐的事务性工作；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更能够使部分工作脱离时空的限制，让员工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参与到企业运转中。

从“抢”人到“发展”人

记者：人才是第一资源。现在各个城市都在上演抢“人”大战。从专业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赵曙明：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我认为取决于两点：一是当地产业生态的配套，二是当地人才生态的配套。产业生态与人才生态并非相互独立的关系，两者实则相互关联、相互成就。良好的产业生态不仅能够塑造商业精神，使当地经营活动处于良好循环中，而且有助于新产业的诞生。如何实现产业生态的配套？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持续引导和经营，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当地的人才储备。从人才生态的角度来看，丰富且技能多元的人才储备有助于提高区域经济活力，但良好的人才生态不仅仅取决于当地的吸引政策，更取决于当地是否存在优质产业帮助人才实现自身价值。

回顾近年来各城市的抢“人”大战，我相信各地政府已经意识到人才的价值，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众多一、二线城市为了鼓励应届毕业生前往定居就业，宁愿提供一至三年不等的生活补贴, 最近江苏的一些城市也放宽了户籍政策。但从人力资源管理中“选育用留”的角度看，各城市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对人才的“选择”和“吸引”，仍需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帮助人才“留下”，二是如何帮助人才“发展”。吸引人才并不难，长久地留住人才更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关注，当前巨大的生活成本已经使多数年轻人对于大城市的生活望而却步，更不用说实现自身价值。

总的来说，各城市抢“人”大战的背后，是社会对人才尊重的体现。这种尊重不仅需要体现在吸引人才的政策上，更要体现在帮助人才发展自己、帮助人才在各城市拥有更高品质生活的政策上。

弘扬企业家精神，再创企业生机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江苏视察期间，专程前往张謇故居，赞扬张謇是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您曾研究转型经济下企业家精神的创建问题。请您谈谈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

赵曙明：前几年我和美国密苏里大学副教务长兼国际交流办公室主任乔尔·格拉斯曼（Joel Glassman）教授和日本涩泽荣一纪念基金会研究室主任木村昌人（Masato Kimura）教授一起研究张謇先生。张謇先生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我们先后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企业家与全球社区的创建：以中日美为例 》和《企业家精神与社会变革:中日韩案例研究》。

德鲁克先生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提出，企业家精神中最主要的是创新。世界经济已由“管理型经济”转变为“创业型经济”，企业唯有重视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才能再创企业生机。新时代弘扬企业家精神，首先需要重视培养诚信精神。“做事先做人”，做人的核心是“诚信”。作为社会资本在公众中的表现形式，企业家的诚信行为可以为企业的良性发展带来内在动力。其次，为激发企业创新创造精神，企业家需具备整合资源的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企业间的资源整合以及全球性合作成为新趋势。企业家要有整合性思维，借鉴别人的方法和手段，进行技术上的改造。同时，企业家要能够致力于搭建企业互相合作的平台，利用平台对其所拥有和掌握的资源进行整合，加强企业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江苏企业众多，经济优势明显，企业家可以整合各个企业的优势资源，建立合作平台，发挥协同优势，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