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莫砺锋，江苏无锡人，1949年生，1984年在南京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韵文学会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文学史、唐宋诗学、宋代理学与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学术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朱熹文学研究》《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杜甫诗歌讲演录》《唐宋诗歌论集》《文学史沉思拾零》等。其他著作有《浮生琐忆》《莫砺锋诗话》《漫话东坡》《莫砺锋说唐诗》《莫砺锋评说白居易》《宁钝斋杂著》《诗意人生》等。主编教材有《中国文学史·宋代卷》。编译有《神女之探寻》。

个人自述

少时喜爱数理，曾以工程师自期，不意青春十载尽付稼穑，而立之年方始学文，起步既迟，天分又低，虽驽马十驾，亦难期千里矣。

自入大庠，立雪程门，亲承音旨，稍窥门径。三十年来亦努力治学，千虑一得，偶灾梨枣。素以“述而不作”为宗旨，故不涉冷僻题目，不求珍本秘籍。自述其志云：吃家常饭，乘公交车，读常见书。今年已古稀，夫复何求?每日诗书相伴，甘心老是乡矣！

“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

记者：您在读中学时更喜爱物理、化学等理科专业，为何后来会选择学文科？是什么让您对古典作品产生了兴趣？

莫砺锋：要是时光倒流五十年，让我回到中学时代，我做梦都想不到要以中文系教师的职业了此一生。我在苏州中学读高中时一直偏爱数学和物理，立志要当个优秀的理工科人才。1966年5月，面临高考的我第一志愿填了清华的电机工程系，没想到高考突然被废除了，两年后我就下乡务农了。不久我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就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逐渐调整为专读文科书籍。

1977年底高考恢复，当时我已经迁到皖北农村，那年安徽省的高考有个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只有“学有专长”的考生才能放宽年龄。当时我已29岁，按规定无法报考。由于我正在自学英语，老乡都知道我常看“曲曲弯弯”的书，有人帮我出主意，说我在英语方面“学有专长”，于是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后来考研，也顺理成章地进了同属文科的中文系。本来想报考南大的英语言文学专业，可是南大的英语专业规定要考第二外语，而我在安大还没开始学习二外，于是我在安徽省教育厅里的报名地点临时改报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并侥幸考取了。

我在农村读了十年闲书，开始时是“博览群书”，因为书源枯竭，只能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后来我渐渐地把阅读重点转到古典文学上来，表面原因是那些书可以反复阅读，真正的原因则是通过读书来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我读古人的诗词，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像孟子所说的“尚友”古人。我是在江南农村的茅屋底下认识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的，如今以研究唐诗宋词为专业，就是十年知青生涯中无心插柳的结果。

我进入南大以后才得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导师程千帆先生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金陵大学的化学系，但是他家境贫寒，开学报到时发现化学系的学费昂贵，而中文系学费低廉，就临时改读中文系了。原来我们师生二人都是偶然与古代文学结缘的，要说成为师生是前生的缘分，我遇上程先生真是双重的缘分！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根红烛”

记者：在程千帆先生门下学习，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莫砺锋：程先生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我在他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按理说他完全能够胜任对我的指导。但为了让我这个基础薄弱的学生接受更严格的培养，程先生便邀请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老师为助手，组成指导小组，并制订了严格的培养计划。在将近三年时间内，整个南大中文系只有我一个博士生，却有四位老师在负责指导，于是我接受了非常全面和严格的学术训练。说实话，我在攻博期间真是“吃尽苦头”，但是那种严格的训练使我受益匪浅。我学习古代文学完全是半路出家，而且开始读博时年过而立。我能够在不到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学业，成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文学博士，完全应归功于程先生和其他三位老师，换句话说，应该归功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这个博士点。

程先生本人绝对是位教学名师，讲课时神采奕奕，语言流畅生动，更重要的是他总是采取启发式的讲法，在传授知识的同时非常注重方法论的训练。程先生还特别重视培养我们的学术能力。比如“杜诗研究”（杜甫诗歌研究）课，他提出许多问题让我们思考，也提出新的观点让我们体会。这门课程的一个成果便是师生合著的《被开拓的诗世界》那本杜诗论文集。程先生教导我们的主要方式是到他家去座谈，每两周一次，每次半天，雷打不动，那真是让我们受益良多。程先生一生中最多的心血都倾注在学生身上，他在遗嘱中有一段话：“千帆晚年讲学南大，甚慰平生。虽略有著述，微不足道。但所精心培养学生数人，极为优秀。”当时程先生曾让我以证人的身份在这份遗嘱上签名，我看了这几句话，大为震撼：程先生是公认的优秀学者，但他竟然把培养学生看得比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加重要！

我留校任教后努力学习程先生的教学精神，先生当年怎么教我们的，我也试图这样来教学生。首先就是要有认真的态度，要对学生负责，绝对不能误人子弟。我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也是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与学生讨论，我现在也是每两周一次跟我的研究生座谈，讨论他们读书中遇到的问题，一谈就是半天。程先生经常引用《庄子》中的话：“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闻一多解释说：“古无蜡烛，以薪裹动物脂肪而燃之，谓之曰烛，一曰薪。”程先生就是这样的一根红烛，其自身发出的光辉是其学术成就，但他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把文化的火种传递给下一代，使之生生不息。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的一根红烛。

“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

记者：您在做学术研究时一般运用什么方法，如何看待学术研究办法的“新”与“旧”？

莫砺锋：我比较偏向于运用传统的方法，比如文献考订、史实考证以及艺术分析等。我写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检验某种新颖的方法。我认为，方法的价值在于解决问题，否则再好的方法也只能是花拳绣腿。我非常赞赏朱熹的话，“寸铁可以杀人”。只要功夫过硬，便可以一剑封喉，也就是解决问题。反之，即使十八般武器轮番上阵，也不能制敌于死命。就像《水浒传》中的九纹龙史进，虽然身上文着九条青龙，又把棍子舞得像风车一样地转，可谓威风凛凛。但是王进看出他的破绽，用棍子一挑，史进便跌出去老远，因为史进学的武术是“花棒”，也就是花拳绣腿，那是没有实战效果的。如今有些论文贴满了新理论、新术语的标签，话说得云笼雾罩，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那是学术界的花拳绣腿。

我认为，方法自身无所谓新、旧，也难分优、劣，一定要与具体的问题相联系才能说它是好还是不好。有人说，传统方法现在都不行了，只有引进西方的新方法才有出路，那是方法论的“神话”。我1986年到哈佛大学访问一年，在美期间编了一本《神女之探寻》，收录了十多篇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的论文。当时还请哈佛的宇文所安教授写了一篇序言。宇文所安在序言里明确指出“西方的批评自身也决不能保证提供新的见解”。宇文的著作如今在中国非常红火，其实大家也应该读一读他为《神女之探寻》所写的序言。

还有，我不喜欢现在通行的项目管理制度。申请项目时就得把本课题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甚至连最后的研究结论和成果形式也要填在申请表里。还没开始研究，哪能预料得到什么结果？有的课题看似引人，真正钻进去才发现是一个贫矿。我的多数论文都是偶然冒出来的题目，往往是读书过程中忽有所会，再进行思考，最后形诸文字。有时甚至会得到一个与预想截然相反的结论，比如我曾在北宋大书法家蔡襄的集中读到一首《渡南涧》，一看其正文是“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云云，正是《唐诗三百首》中的《桃花溪》，是唐人张旭的作品。心想这肯定是蔡襄书写了这首唐诗，却被后人错编进他本人的诗集了。于是想写一篇论文来分析这个现象，没想到对相关史料进行排比对勘后，才发现那首诗果真是宋人蔡襄的作品，被后人当成一首唐诗并选进《唐诗三百首》反而是张冠李戴！总而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研究古代文学也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经典作品应供大众阅读欣赏”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着力开展普及古代文学知识的工作？

莫砺锋：在2004年以前，我一直固守在南京大学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岗位上，心无旁骛，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是几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将较多的精力转移到普及工作上来。首先是2004年我出任南大中文系主任，我缺乏行政才干，又不愿敷衍塞责，当上系主任后顿时陷入繁冗事务的重围，心烦虑乱，连早就选定题目的一篇论文也久久未能动手。烦恼了两个月后，我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无法静下心来撰写论文，何不随意写些轻松、散漫的文字？于是我用一年时间写了一本《莫砺锋诗话》，内容是与喜爱古典诗词的朋友谈谈我读诗的感想。诗话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他们认为此书起到了推荐古诗的作用，这使我深感欣慰。

其次是我走上央视的“百家讲坛”。2001年，南大庆祝百年校庆。校方与央视联系，由“百家讲坛”栏目组到南大来录制几个老师的讲座。我在南大的逸夫馆以《杜甫的文化意义》为题做了一个讲座，后来分成两讲在“百家讲坛”播出。到了2006年，“百家讲坛”的两位编导专程到南大来请我去讲唐诗，还答应让我以自己认可的方式去讲，也无需事前提供讲稿供他们审阅。于是我在“百家讲坛”以《诗歌唐朝》为题一连讲了14讲，节目播出以后，应听众朋友的建议，我把讲座的内容编成《莫砺锋说唐诗》一书，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我又为“百家讲坛”讲了白居易的专题，根据记录稿整理成《莫砺锋评说白居易》一书，同样受到读者的欢迎。

经过上述活动，我对普及工作的意义加深了认识。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古代的经典作品流传至今的意义并不是专供学者研究，它更应该是供大众阅读欣赏，从而获得精神滋养。身为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又在古典文学专业，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古典诗歌的普及方面做一点工作。近几年我把较多的精力投入普及读物的撰写，2019年出版的《莫砺锋讲唐诗课》荣获“中国好书奖”，让我备受鼓舞。

“学术界应该纠错除谬”

记者：现在的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有许多歪曲历史、歪曲事实的错误，比如，您曾讲过有关朱熹的一个故事。作为一名学者，您对解决这一问题有何建议？

莫砺锋：我所说的朱熹的故事便是有人谎称他曾迫害歌妓严蕊，其实朱熹只是在惩治贪官时牵连到歌妓严蕊而已。朱熹奉旨到浙东救灾，同时开展肃贪廉政，因而弹劾贪污狼藉的台州知州唐仲友。唐仲友是个不折不扣的贪官，严蕊则是参与贪腐活动的贪官情人，他们并非才子佳人，惩治他们也决非棒打鸳鸯。严蕊受唐仲友案之牵连而入狱，收押在台州狱中，由通判赵某审问，一审即供，朱熹并未直接干预狱事，况且那首传诵甚广的《卜算子》词也根本不是严蕊所作。学者束景南在《朱熹年谱长编》中早以坚实的史料与严密的考证对“朱熹迫害严蕊”的传闻进行证伪，学术界视为定论。但由于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不为社会大众所知，而把《卜算子》误作严蕊作品的《宋词选》一书却流行甚广，所以谬种流传，至今不绝。我在十年前曾写过一篇题作《死后是非谁管得》的短文，说清了这个公案的来龙去脉，也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时至今日，在互联网上仍有无数的网友对严蕊一洒同情之泪，并把愤怒的口水唾在朱熹脸上，这实在是颠倒黑白。我还讲过所谓白居易迫害歌妓关盼盼的故事，其实白氏的相关诗歌中对关盼盼充满同情。这些误解源于古人的虚构与讹传，总算事出有因，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胡编乱造更是荒腔走板，随意虚构。曾看到一个电视连续剧，让太平天国的将领、官员都在脑后拖着一根油光水滑的长辫子，编导们似乎不知道历史上曾有“长毛”这个名词，岂不可笑！作为学者，我当然反对此类瞎编，因为它们捏造事实，以讹传讹，最后必然导致歪曲历史，对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极为不利。对于这种情况，学术界应该挺身而出，纠错除谬，正本清源，这是我们必须担当的社会责任。

“唐诗宋词是宝贵文化遗产”

记者：您曾说过，“如果说唐诗宋词是一座气象万千的名山，我愿意当一位站在山口的导游，来为游客们指点进山路径与景点分布。”学生为何要学唐诗宋词，又该怎么学习唐诗宋词？

莫砺锋：学生应该学习唐诗宋词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唐诗宋词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汉语汉字的审美潜能，它是我们准确、优雅地用汉语汉字进行表达的典范文本。二是唐诗宋词展现了从容、优雅的生活方式，它是我们提升生活质量的生动参照。三是唐诗宋词的代表作大多直抒胸臆，展现了作者的崇高人格，它是引导我们提升人生境界的精神指南。其他读者也应为了这三条理由阅读唐诗宋词。

至于怎样学习，在学校里当然可听从语文老师的讲解，离开学校后则可以多读优秀的普及读物，但最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熟读作品。读诗百遍，其义自见。只有经过熟读深思，涵泳体会，才能真正领略唐诗宋词的精妙之处。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思维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判断在内的意识形态，那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至今仍相当完好地保存在古代典籍中。由于中华先民的思维在整体上具备诗性智慧的特征，所以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中都保留着先民诗意生存的印迹，都应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但是最重要的阅读对象当然是中国古典诗歌，因为那是古人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展现先民人生态度的可靠文本，不但在艺术上登峰造极，而且蕴涵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社会价值，最鲜活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判断。

我们阅读唐诗宋词，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就像杜诗所说“润物细无声”，效果胜过读那些严肃的经典。况且中华民族在评价文学家时，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人品与文品并重。经过历代读者的集体选择，凡是公认的大诗人，都是具备“第一等襟抱”的人物，他们的作品必然是第一等真诗。他们敞开心扉与后代读者赤诚相对，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作品中感受诗人们真实的心跳和脉搏，从而沦肌浃髓地体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唐诗宋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我们务必珍视、爱护，认真阅读。我这些年经常到各地图书馆去讲唐诗宋词，便是出于这样的意识。换句话说，我愿意为唐诗宋词这座水深林茂的大山当一辈子导游。

“绝不能让手机成为我们的主人”

记者：您曾谈过“我与手机”的故事，谈及您学习新技术的同时又节制用手机的故事。如今，很多年轻人沉迷手机，对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您认为，该如何使用好手机这一工具？

莫砺锋：我以前不用手机，是因为没有必要用它。我在大学里教书，通常情况下不是在图书馆或教室里，就是呆在家里。前两个地点是不能接听电话的，在家里有座机就行了。现在我用上手机了，主要是为了与老伴及时联系。我俩年老体衰，万一在外行走时发生意外，没有手机就无法向对方求助。此外用手机呼叫出租车，确实也很方便。

我对手机并无偏见，只是不想整天把它拿在手里，被它牵扯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手机在学习上确实也能提供方便，比如用它进行知识的搜索，几乎是“万物皆备于我矣”。但我反对用手机进行阅读，除非你只想读点有趣的片断来消磨时间。用手机阅读的效果多半是碎片化的，从屏幕上获得的知识或文本来也容易、去也容易，具有飘忽、虚浮、转瞬即逝等特征。这当然不利于我们认真地学习知识，也不利于严肃地思考道理。至于沉迷于手机游戏乃至废寝忘食，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自控能力较弱，更不宜整天沉溺于手机带来的虚拟世界，而忘却了自然和社会那两个真实世界。毕竟我们只能生活在真实世界里，虚拟世界是个一碰即碎的泡影，它根本无法寄托我们的躯体，也无法负载我们的人生。无论技术如何完备，手机毕竟只是一个工具，它必须为我们所用，听我们的驱使。绝对不能让手机成为我们的主人，让它来主宰我们的时间、精力和兴趣，否则就是反客为主，久而久之，我们就会迷失自我。如今有很多人上班时被迫接受电脑屏幕或机器手臂的操纵，成为缺失自我意志的一个零部件。要是我们下班后再主动地接受手机的操纵，那就整个人都被机器异化了，我们还能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主体意识吗？

本报记者 杨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