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叶南客，博士生导师，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首席专家，江苏文化强省研究建设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生活方式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大校。曾任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南京市社科院院长。

江苏涟水人，出生于1960年。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发展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区域现代化等研究领域，围绕城市文化创新、文化创意产业等承担了一批立足国内学术前沿、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发展战略的课题，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政治学研究》《新华文摘》等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30多部，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论文、文章800余篇。

曾获得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7年）、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2年）、江苏省“333工程”科技领军人才（1998年）、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1998年）、江苏省社科名家（2018年）等荣誉。

个人自述

“立言立人，求新求真。”

这是我本人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近40年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和做学问的根本遵循。

生逢其时，无比幸运

记者：1977年，刚刚恢复高考招生。您以应届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并被南师院（今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回想这一段往事，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叶南客：我当时17岁，正在南京十三中读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自己的学习也不错，正在考虑要不要下乡时高考恢复，真的感觉自己无比幸运。当时我对填报志愿不太了解，记得报考了南大图书馆系和中文系、南师大的中文系，最后顺利地被南师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录取。

南师大真的是“东方最美校园”，我到南师大之后就把对校园的最初印象记在日记里：“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在习习春风的吹拂下，桃花、迎春花争相吐艳，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平坦的柏油路上时不时走过一两个手拿书本或口背外语的学生，两旁草坪上、树荫下、花草旁、清流畔、小溪边也走着或坐着不少青年学子（1978.4.8）”。在那里，我度过了难忘的1500多个日日夜夜……

南师中文系的雄厚师资在当时可以比肩全国任何一所名校，唐圭璋、孙望、徐复、许汝祗等一代宗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此外，还有一些任课教师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当时讲授古代文学的谈凤梁老师，古典文学功底很深，上课片纸不带，便能围绕教学主旨，条分缕析，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在课上讲《红楼梦》时能在黑板上大段默写红楼诗词，并且能写出书法一般的板书。还有教文艺理论的王臻中老师，他眼睛炯炯有神、不怒而威，说话完全是书面语言，经常以非常复杂的句型，把所有要表达的意思修饰限定得非常严密，没什么人敢在他的课上不遵守纪律或者心不在焉。

走进东方最美丽的校园，名师们严谨的治学，深深地影响了我；图书馆丰厚的藏书，让我扑进了知识的海洋。我每周以3-4本的阅读速度，往返于家、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大学毕业时，我的借书证上密密麻麻地登载着400多本的借书记录。

记者：77级以“老三届”为主体。您和“老三届”一起上课，年龄上的差距对您会有影响吗？

叶南客：1977年恢复高考，用今天的话形容是“喜大普奔”。77级大学生年龄相差12到13岁左右，其中“老三届”（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占比最大，他们有的拖儿带女，胡子拉碴。他们在最渴求知识之际却被史无前例地阻断学业。恢复高考震动全国，给这代人带来命运的转机。以成绩分优劣，以分数决取舍，燃营营布衣之进取希望，唤泱泱国度之公平理想。他们在繁重劳作之余捡回书本，挑灯夜战，以扎实的功底取得优异的成绩，带着惊喜、含着热泪走进大学校园。

77级之中亦有青春年华的十七八岁的应届中学生，我们这样的学生人数不多，却为之增添了不少青春活力。四年大学校园的生活风云别致，有父子同窗、姨侄同学之空前情景，更屡现深夜厕所捧书攻读、电线杆下看书之奋发景况。很多“老三届”基础很扎实，我在里面学习一般，但我大量阅读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爱好也非常广泛，喜欢围棋和象棋，又常常学习书法和作曲、研究诗词、训练单双杠，为自己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年龄差产生压力，但也有动力。我们感情特别好，如亲人一般，有的“叔叔阿姨”甚至热心帮我们张罗对象。在相互学习中，我们没有感到同学之间的代沟、隔阂，反而形成了一种“链接”——互相取长补短。

与新华日报的不解之缘

记者：听说您大学三年级之后，课程是在新华日报社上的。您在新华日报社实习期间，有什么难忘的事情？

叶南客：是的，当时南师中文系和新华日报社联合办的新闻专业。新闻专业分成4个小组，每个组并到中文系的4个班里，前两年和中文系上的课程完全一样，三年级以后的课都是在新华日报社上。中文系的其他同学都很羡慕我们能学到那么多有趣的东西。大学三年级时，我就在新华日报社实习，在工商处、农村处、政法处等部门撰写了不少新闻稿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以通讯为主，还不是一般的“小豆腐块”，稿件见报时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我记得夜班实习还参加过排版，当时还是铅字印刷，拣到自己名字中的铅字，甚至还想留作纪念。

印象特别深的是，1980年，我跟着指导老师阮以德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一两千字的通讯报道《刻苦钻研锁“黄龙”》，主要报道一项叫做“尿素溶丝法”的新工艺。文中提到，这一新工艺的主要完善者是华东电子管厂的青年技术员王少华同志。没想到，时隔20多年，当我到南京社科院工作，在和朋友聚会时，又碰到了他。当时，他拿出一张发黄的报纸，上面就是我写的这篇报道。时隔这么长时间，没想到他竟然还保留着那份报纸，并特意找来给我看，真是让人无限感慨。

记者：按理说，您应当成为我们的前辈。您为何会选择做学术研究，并将文艺理论作为您一开始的研究方向？

叶南客：1982年1月，大学毕业分配时，班上大多数人选择去新华日报社或电视台做职业记者，但出于对文学与理论研究的喜爱，我被分配到了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文艺理论这一研究方向的确立，也要感谢我治学路上的两位领路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她是江苏文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是她领我走进了文学殿堂。犹记得，对文学的讨论是我俩生活的常态，从中国文学到法国、俄罗斯文学，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现实主义等，让我对文艺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第二位是我的严师——王臻中老师。一次，我因为生了肺病，实在没有办法参加考试，到第二学期需要补考，按理说考试肯定得有个考试范围，但王老师没给任何复习范围，让我看一下《文学概论》，写几篇文学评论的文章，然后挑一篇最好的给他。我既兴奋又害怕，论文提交后，王老师进行了认真评级，并给出了“优秀”的学习等级。后来，我才意识到，王老师其实是在考察我的基本功，并引导我进行学术研究。这种开放的思想以及不拘一格的教育方式，给了我很大影响。正是在王老师的学术引领下，我对科研工作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大学期间，我撰写了《巴尔扎克笔下的“善”——从〈无神论者做弥撒〉说起》《小李杜诗歌文化特点比较研究》《艾美与法国当代文学发展讨论》等三篇小论文，其中关于巴尔扎克的那篇论文发表在1983年第6期的《名作欣赏》上。这给予了我极大鼓舞，也坚定了我从事社科研究的信心。

学术研究“三部曲”

记者：是什么契机使您从文艺理论研究向社会学研究转向？

叶南客：在省社科院工作后，我得到了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当时，因为历史原因，社会学荒废几十年，为了尽快恢复社会学等学科，要培养一批社会学骨干，当时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武汉开办了一个社会学的研习班。他曾指出，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走适合中国社会的道路，要有受过社会调查训练的人员来做扎实可靠的社会研究。他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培养新一代的中国社会学工作者。当时，我21岁，独身一人沿长江逆流而上，到达武汉在华中理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开始学习。

我是第三期的学员，这一期社会学研习班从1982年的3月份开始，到6月份结束。班上共有百十来人，其中最大的学生64岁，我是研习班最小的学生，后来这批学员都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当时有很多国内国际的知名学者授课，可谓名家云集。研习班的学习让我的决心日益坚定，从此开始进行社会学研究。

记者：2000年后，您的研究方向进一步拓展，从区域社会学向文化社会学转向。2004年6月，又作为专家型领导被引进到南京市社科联（院）主持工作，从理论研究向资政研究转型。您学术领域的几次转型都非常成功，主要得益于什么？

叶南客：首先得益于多位名家良师的耳提面命。

1983年起，费孝通先生开始在其老家吴江主持中国小城镇建设的国家课题研究，此后数年中，对苏南、苏北以及苏中的小城镇建设进行了系统调研，我有幸全程参与了这一课题研究。研究需要驻点调研，当时在开弦弓村驻点一两个月，条件比较艰苦，没有抽水马桶，水也要挑来喝。在费老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下，我学习了其大量的治学经验和理念，学会了如何去做实证研究、如何与群众打成一片、如何将科学服务于人民，并且对农村研究、社区建设有了一定了解，走上了关注民生、追求民富、探索“美人之美天下大同”的学术之路。得益于这一时期的学习，我与邹农俭、叶克林等共同提出了“集镇社会学”概念，后合作出版了《集镇社会学》一书，这是我国该领域第一本研究论著。

我还有幸参与了胡福明先生的现代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开始，胡老主张将思想解放和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由此以苏南为重点研究区域，开始了苏南现代化研究。这一时期，我跟着胡老跑遍苏南全境，对苏南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研。他很愿意结交农民朋友，调研时，常常深入到田间地头，用一口无锡话同农民聊天，这种调查方式很可贵，也很适合社会学研究。社科工作者只有扎根基层、深入一线，才不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胡老的哲学见解、政治学思维、经济学视野，胡老的做人原则和对农民的关怀关切，加深了我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也提升了我的学术境界。在胡老指导下，我参与了他主编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苏南现代化》等书的撰写工作，并个人撰写出版了《边际人》《中国人的现代化》两本著作，均荣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其次，得益于我一直坚持多学科思维，坚持“野犊子”学习法，也就是说要广泛涉猎。在研究中必须要有一些社会学的视野，或者用社会学特殊的理论体系来观察一个事物，但真正在面对一个事物，需要研究它的时候一定不能囿于某个单一的学科，必须要有多学科的视角。我特别想对在校大学生说一句：大学期间，对于本专业的东西必须要认真学习，但也要多读一些课外书。古人云：“功夫在诗外。”所以，理工科同学应该多学一些文科的东西，文科同学也应该学一些本专业以外的东西。大学时期往往是一个知识全面构建、扩充的时期，此时人的精力充沛、记忆力好、求知欲强，是最适合学习的时期。

实现人的现代化

记者：您为何会一直聚焦人的现代化研究。您认为，如何实现人的现代化？

叶南客：社会现代化的核心战略，是确立人的社会主体地位、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战略原则。人作为现代化社会的主体，既是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力，又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还是所有上层建筑的体现者。只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真正动力。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的《人的现代化》一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看了十几遍，书都翻烂了。没有人的现代化，就没有公民的素质现代化，没有公民的价值理念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当时，人的现代化研究者比较少，所以我当时的研究还是很超前的。

人的现代化，就是实现人的生活方式转变，价值观念的提升，生活质量的提高。我是中国最早研究生活质量的学者之一。比如我在《苏南居民生活质量研究》一文中，将其分为消费结构、消费类型、消费水平以及生活满意度等几方面来阐释。我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趋向于现代化，然后是生活质量提升，就像是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求学说一样，一步步走向现代化。

记者：您还特别关注了老年群体的生活再造问题，让老年人有尊严地活着。

叶南客：上世纪末，我曾担任省老年社会学会会长，我注意到，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深入，老年人群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当前，老年人的生活意义因丧失话语权、被边缘化、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迷失，他们迫切需要重新阐释和认知自我，重建生活意义。

社会文化观念可以塑造社会事实，并对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生活行为产生影响。老年人迫切希望摆脱外界强加的衰老羸弱、抱残守缺的负面印象，力图通过重构自己的社会形象，来以崭新的生活姿态重新获得社会认可。我们研究发现，以加入老年文娱团体等方式来共享公共文化生活，使得很多老人拥有了一个获取群体归属感和社会认可的开放性社会交往平台。一些老年人凭借组织老年群体活动、充当社区群众动员骨干而赢得了各方的赞扬和敬重，获得了制度性荣誉和社会威望，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这种实践也使他们的人生价值在自我肯定和社会肯定的双重确证中得到了重新诠释和持续升华。这有助于我国以积极的“身心健康老龄化”策略来缓解社会赡养危机，对于在新时代构建“敬老爱老”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这些机制也适用于现代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生活意义创造过程，为动员广大群众在公共文化生活中重建和提升生活意义提供了有益借鉴。

向文化强省迈进

记者：您长期从事文化领域研究，推动江苏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迈进，您有何建议？

叶南客：江苏孕育了吴越文化、楚汉文化、淮扬文化等独特的文化形态，对中华文明作出了卓越贡献。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及文化建设时指出，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近年来，江苏不断加快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步伐，孵化了新的文化模式，释放了新的文化动能。这也表明，只有坚持创新创造，对接时代潮流，集聚高端要素，才能不断提升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才能为高质量的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牵引。

文化强省建设要有更高远的文化理想，必须坚持国家站位、国际视野。一方面，要充分对接上位资源，打造一批能够代表中国、代表江苏的标识性文化工程。在建党一百周年、“十四五”开局等重要时间节点上，推出一批主旋律、标志性、正能量的文化作品；运用好国家层面的大型活动平台，对接国家性的重大文化项目与活动。另一方面，要积极介入全球文化价值链，在更大的范围内展示江苏文化软实力。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精彩江苏”等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提档升级，合理运用江苏名城资源，提升江苏文化的国际表达能力，推动江苏文化“走出去”，更能“走进去”。

文化发展的落脚点在人民，满足人民不断升级的文化需求构成文化建设高质量的出发点。一方面，要通过文化消费需求升级“倒逼”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自觉调整，抓住科技进步的时代机遇，切实提高供给的有效性、精准性，拓展群众文化消费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要注重培育和引导高层次的文化消费，在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进程中，树立先进的文化价值观，提高城乡居民文化消费生活的质量和水平。

记者：如何进行公共文化治理，进一步夯实文化自信的社会根基？

叶南客：公共文化治理应以实现精准供给为总体优化目标来提升公共文化供给体系的创新力。首先，应根据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三个领域的管理创新要求来改进顶层设计。其次，应以群众话语赋权、文化共识构建、公共文化发展高地建设为创新重点，以发掘特色文化资源、发扬工匠精神为抓手，借助现代化手段、社会化模式和法治化保障的联动发展途径，对文化供给提质增效。再次，应以“文化+”融合发展模式来推动供给机制创新，发挥“文化+科技、金融、旅游”的推进带动作用，为公共文化供给培育“新市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以激发公共文化发展“新能量”，催生公共文化供给“新业态”，为公共文化精益供给提供“新保障”。

本报记者 杨丽 韩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