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丽 颜云霞文/摄

学者简介

徐康宁，江苏句容人，1956年出生于南京。小学三年级未读完就逢“文革”开始，后面的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靠自我补习。1978年考入大学，后来拿到的最高学位是经济学博士。

1982年开始从事大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作为学科带头人，参与东南大学改革开放后经济学科和经济类系科的创建，从本科建设到博士授权点、博士后流动站，均是亲历者。东南大学首席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3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文明与繁荣》《产业聚集形成的源泉》等多部学术著作。曾任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经济贸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个人自述

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三十余年，喜欢一盏青灯、几分墨香的生活，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有意义的职业。青灯做伴，并不孤寂；墨香在手，书文辩世。读书，并不囿于书斋；作文，思泉源于生活。透过经济学的镜头，自认可以多看真实世界万花筒的几分颜色。借助频繁之企业、乡村探访，力求笔下有物。

经济学终究是以文字表达思想的，年轻时喜爱文字的习惯未改。看文笔优美的经济学文章，尽量写有思想的文字，是一种享受。

不过多读几本书，多认几个字

记者：回忆儿时，哪些事情令您印象深刻？

徐康宁：回忆童年，印象最深的就是无忧无虑和简单生活。我七岁开始上小学。上的是南京武定门小学，离家几条街，学校设施极其简陋。教室是简单的平房，地坪就是土做的，连水泥都没有。上下课打的不是电铃，而是由一位老师手执一把摇铃，隔一小时左右摇铃一次，表示上课或下课的时间到了。

虽然当时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我们能随时亲近大自然，是快乐地长大的。小时候也喜欢抓鸟捉蟋蟀，但更喜欢静下来看书，三年级就开始读长篇小说。因为多读几本书，多认几个字，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功课好，就会有自信，进而更加喜欢学习，小孩子一般都这样。

可惜，小学三年级尚未读完，“文革”就开始了，接下来就是停课。在停课的3年时间里，我读了对多数同龄人而言算是不少的小说。家中仅有的两本小说《烈火金刚》和《红旗谱》，几乎被我翻烂了，还想方设法借了许多小说来看，包括苏俄的一些小说。其实，有的并不怎么看得懂，基本属于囫囵吞枣。

那时常做两件事，一是为祖母写家信，二是用白纸画地图。两位在外地的姑妈经常来信，祖母不识字，回信就让我代笔。三年级就开始写家信、读小说，一定程度上锻炼了我的文字表达能力，喜欢文字的习惯一直保留至今。用白纸画地图，是因为喜欢看地图，买不起多少地图，就用白纸自己画，喜欢看地图这个爱好也保留至今。

记者：离开中学后，您有两年时间做过木工，还有两年时间下乡务农。这段经历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徐康宁：一晃40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百感交集。中学毕业后一段时间在社会上飘浮，没有着落。当时，我的一位表哥是木工，随所在的建筑工程队在南京接一些工程项目，我就随他学起了木工手艺，到后来技术基本达到独立制作家具的水平了。当时想，在任何年代，学会一门手艺就不怕饿肚子，至少是个“次优选择”（当然这个概念是以后学了经济学专业才知道的）。

下乡务农的地方就在江北，条件艰苦，喝的水就是从门前那条并不干净的小河挑上来的，但也锻炼了自己。因为多读了几本书，我后来被调到大队办的五金厂，做文书兼采购工作。这段时间生活单调艰苦，但农民的友善让我在劳作的辛苦和思想的苦闷中，感受到人间的一份温暖。考上大学时，几位要好的当地农村朋友（均比我大几岁）专门约上我，到镇上照相馆拍照留念，这张合影照我至今珍藏。

记者：您有两次高考的难得经历？

徐康宁：是的。因为当时身在农村，消息闭塞，等知道恢复高考消息时，距离高考时间已经很近了，也未请假在家专门复习功课。准备不足、匆忙上阵，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裸考”，结果可想而知。虽然有些沮丧，但激情仍在。我相信只要高考制度在，自己一定能考上大学！后来我每天尽量花时间温习中学课本，时隔半年，第二次参加高考明显有了底气。

高考正值7月，天气很热，考场没有空调、电风扇，监考方担心考生中暑，在地上撒了许多碎冰块，算是降温。由于神情全在考题上，似乎特别能“抗热”。每天考完我都会复盘考题，在书上或习题集上对答案，除了英语科目外，绝大部分题目答得八九不离十，自觉很快能跳出“农门”了。最后一场考完，往知青点返回时已是黄昏时分。远处的村舍一洗白日的喧嚣，炊烟袅袅，寂静无声，近处的水牛悠闲地吃着田里留下的秧草，牧童不知道到哪儿嬉戏去了，被大人撞到一定打骂不轻。一幅写意灵动的水墨画，自己往日却不会留意。我不由自主地放慢在田埂上的脚步，轻松地哼起了小曲。

接到录取通知书也很意外。我被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前身）录取，为当时全国不多的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之一，录取专业为马列主义师资班。其实我填报的志愿中并没有这所学校，也没填报该专业。为何被这所学校录取，至今也没有正式答案。不管怎样，我考上大学了！

了解世界，可以独处一室而不孤寂

记者：您怎样描述您的大学生活？为什么会对经济学产生兴趣？

徐康宁：我的大学生活其实很平淡，不是很活跃，这反而让我能静下心来读书，包括读了很多“闲书”。大学后两年学的是政治经济学课程，拿的是经济学学士学位，但当时对经济学并没有产生很浓厚的兴趣。后来留校工作，成为资料室管理员。资料室里有不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著作，这些书当时属于内部资料，能看到算是一种阅读“特权”，对经济学的了解渐渐丰富起来，也就多了些兴趣。

事后回想，我真正确立自己专业兴趣并逐渐明晰今后研究方向，与那时看到的一本书有关，就是北京大学罗志如和厉以宁教授合著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被书的内容和叙述方式所吸引。因为平时就比较关注国际新闻，看了这本书后，自己就有了攻读世界经济专业研究生的想法。我将目标对准了南开大学，通过参加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很顺利地进入该校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攻读研究生。

记者：研究世界经济学，英语是敲门砖。能不能分享下您学习英语的一些心得体会？

徐康宁：中学时没怎么学过英语，高考时我的英语只考了6分，满分是100分。幸亏当年高考外语科目为参考分，不计入总分，否则今生进不了大学门。无论是本科阶段还是研究生阶段，我的英语学得都不算多好，参加标准化的考试，都是勉勉强强及格或者良好而已。如果说对英语有点喜爱，也是工作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倒是花时间对专业英语作了大量阅读。

当时，我萌生了翻译一本专业著作的念头。选择的原版著作是《The Future of Work》，内容半是经济学半是社会学，很适合介绍到国内来。记得把前两章译文寄给出版社时，因担心出版社见我是学生而看轻我的译文水平，写地址时只留下了宿舍地址，模糊了自己学生身份。后来译著顺利出版，而且译稿得到责任编辑的不错评价，拿到一笔相当可观的稿费，成为一段难忘的经历。

后来，工作需要长期和英语打交道，这是我当年上大学时想不到的。直到现在，我还每天坚持学几个单词。以前是随身带一本小的词典，遇到新单词就拿出来翻翻。如今有了手机，用APP可以随时查阅。我养成每天阅读英语新闻和财经报道的习惯，用于充实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一般情况下，我坚持每天阅读几份英文报纸，包括《中国日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多伦多星报》等。读报有助于充实自己，了解世界可以让你独处一室而不孤寂。坚持每天阅读原版英文报刊，无异于打开了透视世界的第二扇窗口。

2008年，我领导一个团队办起了东南大学首届国际商务专业硕士项目，专门招收国际留学生，采用全英文教学和培养。兴办这项目有两个目的，一是拓宽国际化办学的范围；二是锻炼青年教师，让更多的青年教师适应国际化办学的发展趋势。从招收第一届学生开始，我就坚持每届都给留学生上课，至今已经十几年了。由于开展国际教育项目比较早，这对我们的学科参与全国的评估也起到加分的作用。

学术研究当贴近现实，不能无病呻吟、自娱自乐

记者：回顾您的治学之路，您觉得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徐康宁：做学术研究，一是要出于自己的学术爱好，二是要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上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普遍存在一种现象：研究中国经济的不了解世界情况，研究世界经济的不关心中国经济，这显然不适应当时国家对外开放的形势。随着我国融入世界经济程度越来越深，中国经济要进一步与国际经济的规则接轨。我学的是国际经济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与世界经济有关，以及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经济，也算发挥了一点优势。

2005年到2008年间，我就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做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在国内最早提出了“资源诅咒”的命题。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注意到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经济现象，即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并不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甚至资源很贫瘠，如日本、瑞士、以色列等，而世界上大部分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上却长期落后。我不仅对世界“资源诅咒”的现象作了新的检验，而且重点关注国内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情况与长期经济增长发展的关系。结合中国的国情，建立了更有利于揭示中国发展特征的制度变量和检验模型，对中国省级层面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富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和计量检验，最终得出“资源诅咒”在中国仍然存在的结论。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至今仍有很高的引用率。

利用夜间灯光数据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监测地方经济增长率的真实性，一定程度上替代人为统计方法，这项研究在国内也有一定的开创性。基于夜间灯光强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在国内率先采用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对中国总体和分地区长达近20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真实的检测，使得类似研究一段时期在国内形成热潮。前些年，一些地区曝出GDP统计造假的现象，也证明了本项研究的前瞻性与预见性。

这两项研究都是从现实出发，是问题导向式的研究。我一直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贴近现实，而不喜欢无视现实仅做埋头书斋之功，甚至无病呻吟或自娱自乐。

记者：江苏有很好的科教资源，但是并未很好转化为创新优势。有观点认为，创新不足有可能成为江苏未来发展继续领先的短板。结合江苏“十四五”规划，您认为江苏推进创新应该坚持什么样的思路？

徐康宁：江苏要在创新驱动方面实现大的突破，需要从几个方面同时入手。

第一，要有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在“十四五”期间，乃至于未来更长的时间内，要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规划，明确未来5-10年乃至更长时间推动江苏科技创新重大突破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而且一旦认准方向，一定要下大力气推动，不仅政府要加大投入，还要引导社会创新资源向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集中。

第二，要有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表面上看是神来之笔，其背后都有长期而大量的基础研究作支撑。基础研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重要进展，要有长远眼光，绝不能急功近利。

第三，要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环境，鼓励龙头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实行揭榜挂帅，重点突破与江苏产业密切关联的一些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江苏高校和科研院所实力雄厚，是创新的优势，但也要防止产生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挤出效应。要看到在现行体制下，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与企业科研有不同的目标导向。目前高校的科研基本上还是学科目标（主要体现在学科排名上）导向、获奖导向甚至“学术帽子”导向，企业则更多以市场和效益为导向。如果企业的技术和产品不过关，你就是给他10顶最高“学术帽子”和国内再大的奖，他也没有应有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我国有一些具有颠覆性成效的产业关键技术突破，常常是企业牵头完成的。基础理论研究，应该以高校和科研院所为主，而技术创新一定要突出以企业为主体。高校和科研院所在技术创新领域也可以和企业合作，也是重要力量，但一般情况下应该以企业为主体，这也是国际上重大产业技术创新的一个规律。

记者：前段时间，关于制造业占比问题引发一定范围的热烈讨论。有的观点认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根基，关键是要鼓励制造业的创新活动，同时大力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而不是一味提高制造业占比；但也有观点认为，江苏是制造业大省，提高制造业占比符合省情，也有利于扭转产业“脱实向虚”倾向。对此，您怎么看？

徐康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高低，本身没有一个绝对的应有标准，我们不必人为地、刻意地去增加或降低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来看，制造业占GDP比重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为各行各业都在发展，特别是有许多新的产业发展起来。不必纠结制造业占 GDP的比重本身是高还是低，关键还是在于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和层次，还是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尤其是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不断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让中国制造业沿着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方向向上攀升。

GDP中的制造业占比，严格来说是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要防止两种偏向：其一，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突出服务业而人为地加快服务业的发展步伐，为刻意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而限制制造业的发展，这是不可取的，一些地方为此而付出了代价。其二，为了保证制造业占GDP的一定比重，重走低水平、高耗能的制造业发展模式，这也是必须要加以避免的。

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服务业不可能脱离实体经济，尤其是不可能脱离制造业。没有一个强大的制造业，服务业的基础由谁来供应，服务业为谁服务？以后服务业的发展更多的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就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制造业服务。实体经济永远是一个根基。就像你可以生活在一个虚拟世界当中，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APP，但还是需要有像手机、电脑这样的物质载体来接入一样。

江苏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制造业发达，创新资源丰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一条清晰可行的路径，把这些创新要素有效调动起来，让创新在江苏经济发展中担起更大的角色。

“也无风雨也无晴”是一种大格局

记者：在培养学生方面，您有怎样的心得体会？

徐康宁：过去30多年，我培养了几十位博士生和上百位硕士生，多少有点心得。学生在校期间，我经常鼓励他们树立远大的目标，要求他们关心时政和重视现实问题，不做“无病呻吟”之作，养成对文章精雕细作的习惯，尽可能在好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有学生的文章，经我手改了四五遍甚至更多遍，有时候连学生自己都不愿改了，但我这时候会和他们说，好文章都是“磨”出来的，只有多改，才能知道文章还有可改进的地方，精心打磨才能出好文章。直到现在，我仍然有这种习惯，经常会用红笔在学生的打印稿上用眉批或直接修改的方式，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包括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修改。我相信我的许多学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手把手”的师传方式，因为这样印象最深。

还有，青年学者治学要拓宽知识面，博闻不仅可以强记，还能让专长的基础更加扎实牢靠。我特别提倡，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要了解一些自然科学的知识，这不仅可以开拓视野，从中得到很多启发和借鉴，对学术研究很有好处，而且可以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精准和符合逻辑。例如，现在经济学常用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不对称的概念就是从离散数学中的“非对称”而来的。

做学问还要讲究精品意识，不能过分追求数量。当你有了二三十年的学术经历，回头看看有几篇代表作，别人因为你的哪一两篇代表作而认可了你？这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发表的文章一大堆，都是平平之作，别人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这是做学问的大忌。

记者：请您用一句话寄语青年学者。

徐康宁：我个人很喜欢苏轼，是因为他不仅才学极高，而且人生格局也大。苏轼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其中那句“也无风雨也无晴”更是有大格局，可以作为一生的座右铭。有了一些小成就，不必过度兴奋；遇到一些挫折，也不要灰心丧气。人生的意义，不在一时两处。最后，也用这一句词寄语青年学者，希望你们多出“上乘之作”，多着眼于大的格局，不悲喜于一时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