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多是因为中小城市“病”更重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引起的。在中国，中小城市的问题显然多于大城市，这是一种本质性问题。如一些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镇）就业不充分，甚至有些小城镇几乎无业可就，而相应地，贫富差异、城市贫困、消费误区、社会犯罪等问题也会接踵而来。有些乡镇的污染甚至比大城市还严重。在大城市里看到了回归自然的希望，相反，在乡镇里看到的污染几乎是难以忍受的。

另外，伴随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涌入，相关的传统农业和农业社会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矛盾问题会直接被带到大城市来，大城市成为现实城乡和城乡间社会问题的集中地和表现地，如交通拥挤、就业缺乏、住宅贫富分化、社会犯罪率增加等。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城市的本身问题，而是社会整体问题深刻化的集中反映。从经济学的原理角度来看，大城市是一个复杂有机的经济体。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是社会分工的进化集中地，城市越大社会分工越细，城市社会越有异质性。而社会分工的深化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和现代化的尺度，社会分工越细，越会给更多的人提供生存与就业的发展机会。因此，亚里士多德曾说：“为了生活人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留在了城市。”

解决大城市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只有加快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只有消灭城乡差别才能解决！科学地看，有些国家的大城市问题，是乡村带来的，有些国家的大城市问题是大城市本身特有的。仅就大城市的相互比较而言，有的大城市资源相对充分，有的资源严重缺乏；有的大城市是工业城市，污染严重；有的大城市作为沿海城市，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如上海，其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并具有中西文化结合的现代性特征与创新功能，但是外部传统农业人口和传统落后文化对它的挤压、渗透也非常明显。因此，对不同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对策和理解方式。

由于中国城市化来得突然，中国大城市的规划总是显得滞后，总是被现实的快速发展所超越突破。举个最常见的例子，中国的私家车呈现爆发式增长，原本还觉得挺宽敞的道路，一下子就变得拥堵不堪。究其原因，道路设计时车辆还不多，没有考虑到发展会如此迅猛。这种病不是大城市带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总体经济结构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依靠加快大城市的结构化创新，给大城市以新空间结构，让大城市形成结构性转型，如空间的自然化、地域空间结构的“区域核”化等，才有可能让大城市“脱胎换骨”。

中国大城市的问题，是一个中间状态问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如果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85%，即城乡人口的上向流动——低教育人口向城市流动、低收入群体向城市流动的现象基本消除时，或者是人口流动处于平行流动结构时，其大城市的问题内涵和表现方式都会发生质的变化。

【专家档案】 张鸿雁，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大学城市科学城市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