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晓蕊
未来5年，全球经济增长态势会出现剧烈分化，大国格局的权力重心将发生转移，传统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改革前景。从经济动能、大国格局与国际体系等几个重要层面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十四五”期间将加速演进。
如何准确认识“十四五”期间外部环境的“逆风逆水”？中国崛起面临哪些困难？面对加剧演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应警惕哪些潜在风险……本期《智库周刊》特别邀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智库首席专家王文进行解读。
面对外部逆势，
须学会逆境成长
记者：为什么说中国崛起是艰难的？崛起面临的外部“逆势”存在哪些新变量？
王文：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比人类近现代化以来任何大国崛起所经历的外部条件都更为复杂、困难和多元。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空前关注，数字时代大国竞争的白热化与国家安全的脆弱性等，都在以连环套、共振型的方式构成中国崛起的外部“逆势”。
第一，中国是近代工业化以来高度考量生态变量、敢于担当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早期殖民扩张，还是后来的工业转移，西方工业化进程几乎不必为破坏他国生态、污染气候环境而付出额外的发展成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类对气候变化空前关注，使得哈佛大学教授沃兹曼所说的 “从地狱来的问题”变为诸多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枷锁，也成了影响中国崛起的新外部变量，这与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西方国家所面临的世界迥然不同。
2015年，《巴黎协定》缔约方达成全球性共识，要把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升高较工业化前水平控制在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1.5℃以内。这意味着全世界要迅速、全方位地实现能源与发展大转型，包括但不限于2030年前全球煤炭消费减少2/3以上，2050年前停止使用煤炭发电，可再生能源供电比例提高到85%。这对煤炭耗能比重长期占60%左右、电量需求连年高速上涨的中国来讲，无疑是从未有过之大国崛起的外部约束。
中国的战略雄心与国际责任观在于，不仅高效完成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所承诺的中国“2020年目标”，更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但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中低端，产品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外部生态约束无疑急剧增加中国发展转型的难度与压力。
第二，中国是500多年来唯一一个非西方文明圈、不得不防止被联合压制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崛起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还是工业革命时期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或是20世纪崛起的美国、日本、苏联，本质上都是同质文明内的国力位次与权力份额之争，对外殖民或侵抢他国时，往往保持着勾连与分赃之态。无论是清末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还是合力瓜分非洲，都是西方“内争外合”本质的典型例证。
中国崛起不可能推行过往西方列强均势平衡的“联盟外交”，更不可能重复冷战时期“两个阵营”套路。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国际格局“东升西降”表现出的空前焦虑与敏感心理，一些区域强国对中国崛起的“羡慕、嫉妒、恨”，打着“规则”旗号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很容易形成压制中国崛起的共识。
中国对外交往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落入被集体围攻的布设陷阱中。加之数字时代万物互联，各类外部金融风险传导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与重塑预期，边境领土争端不断，极端势力活跃，以“卡脖子”为目的的科技脱钩与数字压制等因素，当下的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显然比任何一个时期都复杂。
第三，中国是世界史上唯一承诺不侵略他国、愿意和平发展的全球级崛起大国。无论是数十年前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永远不争霸，还是近年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或是新冠疫情期间在医疗物资、疫苗等国际公共产品方面全力援助他国，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彰显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性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不可能拷贝过往他国靠战争、冲突、殖民的崛起老路，也不能走建立不平等金融、贸易、经济体系剥削他国的邪路。中国外交主张和平、合作、共赢，是基于大国兴衰史的惨痛教训，也是源于数十年来自身开放发展的有效经验。但外部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借题发挥，试图给中国套上过高的道德紧箍，种种子虚乌有的“帽子”常扣在中国身上。中国稍加反驳，又被西方媒体戴上“战狼外交”的新帽。
记者：西方制造的这些子虚乌有的“帽子”对中国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面对外部舆论压力，中国对外交往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王文：西方制造的种种舆论压力，使中国在对外发展中不得不考虑更多的道德要求与规则标准。中国要对外比拼的，不只是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实力、工业能力、军事国防、科学技术，还被增设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的楷模之争、合作之争、红利之争、视野之争。
所谓“楷模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在国内治国理政上更有效，哪个国家更能解决国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哪个国家更能为全球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参考甚至可复制的经验。
所谓“合作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更有组织号召力，提出务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道义感召，推动双边、多边的国际合作，实现后疫情时代的疫苗普及、复苏经济、科技创新、消除贫困、维护治安、帮扶弱者等。
所谓“红利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更多推动力，为全球贸易投资提供更多的增量，为全球和平稳定提供更多贡献。
所谓“视野之争”，比的是哪个国家能为人类面临贫富与区域分化、智能科技的伦理挑战、生态恶化的生存威胁勾勒出更高明的战略远见，带领人类走进下一个文明时代。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对外交往不得不比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做得更讲规范、更重方式、更能共赢、更有示范。类似“逆风逆水”的未来局势预判，折射了中国崛起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顾虑因素显然更多，潜藏风险更加不确定。但诚如人生旅途，走得累往往是因为在走上坡，中国面对“逆风逆水”，必须学会“逆境成长”。
逆境成长，
须警惕七大风险
记者：中国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回顾大国史那些曾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国往往也是与矛盾、风险、利益纠葛最多的策源国，变局加剧，中国的“逆风”崛起存在什么掣肘因素？应警惕哪些潜在风险？
王文：中国正加速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但中心区往往也是风暴眼。疫情加速推动中国经济实力赶超美国，在相继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家、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之后，中国极可能在未来5-8年跃升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但前所未有的各类风险也随之而来。
第一，美国压制加剧。过去几年，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困难的局面。拜登执政后，短期形势有所缓和，但拜登明确以“战略耐心”为说辞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者，将特朗普对华遗产视为新一轮对华博弈的筹码。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消极看法，两党对华遏制策略空前一致，拜登政府内少壮派官员对华“鹰派”架势明显，科技压制、贸易脱钩、人权挑衅、主权干预仍将是美国对华惯用手段，中美紧张将是较长时间内的常态。
第二，军事安全困境。近年来，美国对中国边海抵近侦察与军事骚扰之势未减，限制中国军力于第一岛链的战略企图不变。“台独”势力高涨，边境争端频繁，中国在台海、南海、边疆卷入军事冲突的风险概率加大，加之数字时代军事科技更新迭代节奏加快，一些境外极端势力也盯上中国，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多方因素造成的“诱战”“耗战”“混战”的安全困境。
第三，大国责任陷阱。西方长期以来对异质文明存在偏见与傲慢。近年来他们常借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人权标准、债权陷阱等议题，炒作中国“大国责任”，尤其是拿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纰漏与瑕疵借题发挥，以双重标准，试图强化西方话语霸权，掌控“中国是否负责”的评判权。抹黑“一带一路”倡议，扭曲中国战略意图，转移国际舆论注意力，推卸本国应有责任，增加中国发展成本，迟滞中国崛起速度。
第四，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智能科技创新突破陷入瓶颈，发达经济体老龄化趋势明显，国际需求将长期低迷，贸易与投资欲望不足，全球增长动能乏力，年均增长率不断下降。在未来，中国经济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拥有外部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红利，相反，还不得不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与科技研发投入的全球引擎。不仅须满足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还须为世界发展创造更多中国红利。
第五，跨国投资风险。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范围与深度均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底，中国境外企业已超过4.4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境外资产总额7.2万亿美元，其中60%以上都集中在租赁商务、建筑制造、采矿能源、交通基建、批发零售业等“重资产”，这些行业存量大、周期长、套现难、风险系数高，很容易成为当地极端势力、仇华势力、不法势力的冲击目标。
第六，海外公民威胁。近年来，半年以上的海外学习、务工、就业的中国国籍人口据估计已超过500万。中国年均境外旅游人数已超过1.5亿人次，且深度游、偏远地区游的人数在增加。国家崛起与文化习惯所致，全世界对中国人的财富印象往往是“有钱，且爱带现金”，这导致中国公民在海外遭遇偷窃、抢劫、绑架、恐袭的事件层出不穷。外交部全球领保与服务电话12308现在日均人工接进海外中国公民各类求助电话1100通，可以预见，未来海外人身安全的保护仍将是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重中之重。
第七，外部风险倒灌。近年来，各类新型传染病毒全球蔓延，跨国犯罪异常猖獗，资本市场波动频繁，汇率战、货币战变相打响，数字赤字在各个行业与领域风险凸显，增长与分配、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社会矛盾在多国此起彼伏，反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与分裂主义在中国周边徘徊，外部风险只要一瞄到时机，便有可能与中国国内矛盾产生共振，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居安思危，
加快国内持续发展
记者：如何理解中央决策层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的战略判断？它传递了什么信息？我们又应如何正确认识？
王文：中央决策层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的战略判断，决不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慌与惧怕，更不是对长久以来的发展积累、当前经济社会繁荣的否定与懊恼。相反，是评估现实境况与未来走势的客观冷静与实事求是，更是对外部风险与潜藏危机的坦然与自信，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
从历史经验看，国人应深刻感受到，任何大国崛起的进程都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要经历惊涛骇浪式的波折。以美国崛起为例，19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诸如金融风暴、经济萧条、总统暗杀、种族冲突、社会分裂、世界大战、恐怖袭击等多重内外部挑战，这些困难有的必须尽全力规避，但有一些将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得不迎面克服。
从现实逻辑看，国人须客观认识到，40多年尤其是十八大前经济高速发展所借助的外部红利正在变少。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外部环境时常出现干扰中国发展的障碍，但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流动性产生的外部需求红利，发达国家对外产业转移产生的投资红利，西方领衔信息革命产生的科研成本红利等几个因素看，40多年来中国外部环境整体上还算“顺风顺水”。这些“顺势”仍在部分延续，但形成发展牵引力的比重在下降，甚至产生逆转，也是不争事实。
从未来局势看，国人要做好心理准备，国家崛起本身就是持久战，克服外部环境的关键是内部的不断发展。大国命运是一条单行线，从英国、苏联、日本等盛极而衰的下行教训看，中国只能逆风而上。更重要的是，外部“逆风逆水”本身就是倒逼内部改革与转型的压力。只有居安思危，精准剖析，外部“逆风逆水”才可能成为内部改革“借势而为”、持续发展的新动力。
坚守底线思维，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记者：面对“逆风”崛起，普通民众该怎么做？我们该以怎样的视角与心态来面对崛起中的问题与挑战？
王文：古人曾说，“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经历建党100年、新中国72年、改革开放43年的风风雨雨，中国人应该有更大理性与成熟度去看待世界，更应该有能力去看待中国自身的优点与缺点。
应该有国民自信，也要有危机意识。过去一年，抗疫的有效更加让咱们确信“共产党能，中国人行，中国很棒”的道理，但环顾国外与自身，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机会与陷阱并存的时代”。以抗疫为例，每百万人的感染与死亡率，美国比中国严重100多倍。这背后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与中国人的巨大付出。理论上讲中国应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人尊重，但事实却是一些美国人在责怪中国，说中国是传染源，甚至觉得美国的立国之本都受到中国的摧毁。
对此，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中美博弈未来可能会更加激烈。中国要有信心稳住中美关系，同时也需夯实、加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国人出国留学、对外投资、国际贸易、跨国合作，也要考虑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比如东南亚、俄罗斯、中东等。
对外部挑衅要敢于斗争，也要善于斗争。还是以美国为例，敢于和美国斗争，不代表全面反美。与美国博弈，一是全面反美的伊朗方式；二是全面依附的日本方式。中国要走第三条道，即缠斗，又合作又斗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斗争的时候斗争。与美国合作越多，总体上肯定是利大于弊，但合作不是跪出来的，有时候是斗争出来的。
对其他挑衅，比如边界摩擦、极端势力、分裂势力、不法势力，需要我们敢于斗争，善用各种手段。既要善于斗争，更要善于交朋友。多交一个国际朋友，就会少去一个国际敌人。在未来，每一个人都尽可能地为全球统一战线建设尽绵薄之力。
树立良好消费心态，也要甘于艰苦奋斗。后疫情时代，中国复苏比世界多数国家都快，从经济学原理上看，中国储蓄仍是偏高的，消费、投资结构严重失衡，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本身就是国家发展水平的重点折射。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重点就是提升国内服务质量。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以消费者心态，将心比心地做好自己的日常工作、服务、交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潜力还会继续爆发。
消费享受不等于不艰苦奋斗。好的旅游景点、优质的服务、高档的产品、精密的技术、严谨的管理等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外部的博弈，往往会投射到每一位国民身上，比的是谁更努力、更创新、通过日常生活点滴更能推动国家的发展。
应继续改革创新，继续勇敢开放。美国人口只有中国1/4，人均GDP是中国人的6倍。造成这个结果的除了科技创新、历史积累、国际规则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远远不如美国人。这就需要我们从效果出发，强化各领域改革，释放中国人的劳动生产率，继续解放生产力的每个环节、继续创新技术与管理水平等。
同时，要勇敢开放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建设中国，还要推动中国人、信息、资金更多地走出去，去配置全球资源。在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已经有120多家，总量超过美国，但是这些企业的利润约80%都在中国国境线内产生，仅20%来源于国外。如果中国人在世界上走得更远，投入国际建设、改革国际规则，中国企业会更强大，中国国力会更强盛，这些都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
总之，未来五年的中国崛起，肯定将伴随着动荡与变革。准确认识外部环境的“逆风逆水”，才能学会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正确认识大势。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深入研判调查、科学决策，主动求变应变，把问题想得更广一些、风险想得更严重一些、防范想得更周全一些，积极作为下先手棋，定能为国家崛起打好主动仗，开创更新、更好的民族复兴局面。
专家简介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丝路学院副院长、特聘教授，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曾被评为“2014中国十大智库人物”、“2015中国发展改革领军人物”、2017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9年、2020年连续获人大“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决策咨询先进个人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