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下，国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让各级政府和各行各业均广泛认识到了智库作为观察家、分析师、智囊团的重要“引航”作用。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也正以自身的学识智慧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与创新之中。所谓“谋定而动，则事半功倍”。自本期起，《新华日报·智库周刊》开设“对话智库首席专家”栏目，专门就经济社会、民生福祉、生态文明与发展、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方面涌现出的热点话题，及时对话省内外知名智库的首席专家，请他们对症把脉，为基层和业界科学爬坡迈坎、精准纾困解难开出“良方”，给出对策。

近日，南京都市圈发展规划获国家发改委批复，由江苏、安徽两省共同推进实施。这意味着南京与合肥将共建都市圈，南京-合肥都市圈将成为两省城市发展的新课题。那么，中国为什么要构建都市圈发展模式？南京-合肥都市圈将为南京、合肥带来哪些发展利好？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江苏省扬子江创新型城市研究院院长张鸿雁教授。

都市圈的本质是地域生产力构成

记者：都市圈发展模式是怎样形成的？中国为什么要构建都市圈发展模式？

张鸿雁：现在中国的新型城市化正朝着“都市圈化”方向发展。“都市圈化”是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创新内容。我们通过区位熵——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以及某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的一个很有意义的指标来分析交通结构，并根据城市间的就近性、可达性、互通性和产业的互补性来衡量都市圈形态及发展趋势。目前，国内比较认同的都市圈有20个左右，如南京都市圈、杭州都市圈、沈阳都市圈等。

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圈在发展过程中不完全是人为划分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地域生产力构成关系的表现方式，即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技术、人才、财富、文化和创新要素高度集中，这也是都市圈独特的魅力和内在动力。中国都市圈快速形成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大交通体系建设特别是高铁系统的大建设，改变了中国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和格局，促进了都市圈地域结构的形成，并把都市圈的内在关系、要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而都市圈的发展也推动了高铁的规划和发展。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高铁的规划和运行的线路，在某些方面是根据都市圈的空间结构而设置的，如全国范围内的“八横八纵”交通体系。这一体系反过来又促进了都市圈的紧密化和结构化，形成新1.5小时左右的生活工作都市圈。这既是新型城市化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中国在整体上地域生产力布局优化和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

第二，私家交通的普及、公共交通充分可达性和网络社会的崛起，都为“都市圈化”的生活方式创造了前提：高速公路、地铁等公共交通的距离延长与空间地域的加大，为都市圈的发展演化创造了条件。网络社会的崛起和距离空间的可达性带来了都市圈内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就业方式、居住方式、消费方式和交通方式的深刻变革。

第三，经济社会发展的繁荣也促进了都市圈的快速形成。经济发展带动了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人口增加的“极化效应”带来了城市外延辐射功能的强化、功能需求的增加和经济、政治文化功能的溢出效应，使得在一定空间距离内的、不同大小的城市间形成互引、互补、互联、互惠和互相依赖关系，这个过程就构成了都市圈发展、演化的基本原理。

需要注意的是，都市圈和城市群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市圈是以一个大城市为中心，由不同等级、表现为某种差序格局的大中小城市（镇）形成的区域经济综合体，或称“区域共同体”。如原有的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杭州都市圈等；而城市群往往是强调以两个以上的大城市为中心，形成更大范围的城市空间的向心力关系。如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等。也有两个以上大型城市组成的都市圈，也称“双核心都市圈”，如重庆和成都。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表征，全世界都是如此。凡是城市群繁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展活跃的地区，反之亦然。更重要的是，都市圈、城市群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域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形式。

优势互补推进宁合地域空间融合

记者：构建南京都市圈，南京、合肥各具什么优势？两地如何实现优势互补，达到“1+1>2”效果？

张鸿雁：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合肥都市圈的优势。合肥提出“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发展定位，将大湖风光与创新名城有机结合，形成城市发展的独特文化和经济形态。另外，合肥2018年被授予“海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区”，而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提升及相关人才的培育和引进正是中国目前亟需解决的难题。同时，合肥的量子科技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被世界《自然》和《科学》杂志称为“未来世界的硅谷”。世界上最大的基因中心也设在合肥。在基础科学领域，合肥有较多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如国家大科学工程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基础科研实力居全国第三。这些都能与南京擅长的创新应用研究、南京江北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及浦口开发区以台积电等企业为主体的集成电路产业等形成互补互促的关系。

其次，从南京的角度看，其城市的发展优势更不必多说——南京在很多领域的发展与建设水平都居全国前列，是长三角地区中仅次于上海的商贸中心城市和区域性金融中心、中国产业互联网发展重镇、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唯一的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是南京着力培育的第一大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显然，当南京和合肥这两个合作要素相互碰撞时，合作得好就可以形成“文化与科技基因巨变”，达到“1+1>2”的效果。即，两个城市的空间重组，不仅为两个城市提供区域发展空间的增加，还有助于区域生产力的科学布局。在此期间中，两地的高校交流也必将为整个区域乃至长三角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更为积极的助推作用。

落至实践，建议南京-合肥将两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创新要素进行合理规划和调整，以充分释放南京-合肥都市圈在长三角的构建中的更大作用。同时，可借力合肥，将都市圈的发展带动作用向苏北、皖东、皖北等区域辐射。事实证明，在多年的跨区域发展中，南京对安徽的辐射作用已有显现，如现在的滁州、马鞍山、芜湖都已有来自南京的企业、商业、技术和人才的输入，而且在文化的指向认同上，安徽对南京文化的认同度也非常高。针对皖北、皖东地区城乡差异二元结构仍比较明显的现存短板问题，接下来，可借助宁合都市圈的改造，加快这部分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其传统的城市二元结构逐渐趋向平衡，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高质量发展空间。另外，在旅游资源的相互融合和互通方面，鉴于目前南京每年的旅游人次有1.4亿，合肥有1.2亿，可以预见的，一旦二者形成一体化发展模式后，无论在经济上、技术和文化上都能够相互形成叠加效应。

既要“双核同进”又要错位发展

记者：在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过程中，南京、合肥两地如何实现协同发力，既避免各自为战，又防止同质化发展？

张鸿雁：宁合都市圈虽然是一种制度型安排，但是无论从历史发展的视角看，还是上到政府部门下到基层市民，都有广泛的文化认同。两地的空间体系、经济体系、产业体系和创新发展都可以进一步进行制度化安排。如，可在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上构建不同的人才政策、营商政策、产业政策等。但这并不是说把人才、技术等都“吸”进都市圈就完成了建构，而是要“两强双赢”、生态可持续、造福百姓，这才是实现都市圈有效发展价值的真正意义所在。

其实，南京与合肥的合作和文化的认同性是具有历史渊源的。清朝的两江总督府（现位于南京总统府）管理的便是上海、合肥、南昌，这也为南京与合肥的合作奠定了历史与文化基础。因此，在共同推进南京都市圈发展过程中，两者应构建相对的统一的管理机构，定期进行项目的开发与落地，防止因各自为战导致宁合都市圈仅停留于规划意义上的“都市圈”。

另外，两地可在教育、科技、旅游、交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开展具体合作。如构建新型跨省产业园区、工业园区、新型院校、新型专业，甚至创建共同的旅游景点，共同开发旅游资源等。南京有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有水陆一体化的集装箱运输体系，宁合都市圈对于合肥的国际化、海上贸易以及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能让南京的发展如虎添翼，也能为南京、合肥共同走向海洋、走向国际打开新的天地。

需要注意的是，同城化不是文化的同质化，同城化除在生活方式、政策、医疗、交通、购物消费等生活水平上的同城化外，还要创造各自的发展优势。既要拉长双方的长板，也要补齐双方的短板，更要除掉各自的烂板，创造出一个崭新的都市圈发展模式。

要创造合肥和南京各自独有的世界文化身份识别体系。在整个宁合一体化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城市特色文化的类型化、个性化的保留和创新，要注意创造出各自的城市文化资本。因此，在两地优势互补、生活生产就业一体化的同时，如何让合肥、南京的文化更加多元，如何让独特的城市精神得以保留与保护等等，都是宁合都市圈在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为宁合快速发展带来巨大红利

记者：南京都市圈的构建，将为南京与合肥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发展红利？

张鸿雁：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该都市圈的构建将有助于奠定南京在长三角区域的“发展极”地位。长三角地区若要实现高质量的均好性发展，必须建构三个或多个“发展极”。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都可以成为区域的发展极。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在其“多个发展极”及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整合之下，就会在都市圈内部产生“自觉内生互动机制”，即形成互补和相互吸引效应，也就是“区位熵互补效应”。

现实的发展已经证明，长三角一体化已经强有力地带动了这一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对于南京而言，南京必须成为长三角的一个核心“发展极”才能有更大的发展作为和表现。而宁合一体化正是助力南京“有作为”的一个方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南京不能只是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充当配角，而应该主动成为主角之一。因此，南京必须在某方面实现独立发展、创新发展和领先发展，必须通过差异化的定位，构建具有南京特色的创新发展之路，从而形成与上海、杭州的优势互补态势。而要想实现这种作为，就需要南京充分整合周边空间与资源，让南京强大起来！

对于合肥而言，宁合的合作会进一步推动合肥及其下辖县、镇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合肥目前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70%，但是有些地方城市化质量不高，乡村和城市差距比较大。未来的宁合一体化将有利于拉动南京与合肥中间地带城市如马鞍山、滁州等的高质量发展，为当地人民创造新的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也为加快其农业农村转型和城乡融合提供现代化发展要素。

再者，发展需要腹地。腹地越广阔，资源才能越充分，市场才能更深厚。二者的都市圈共建必将为两个城市日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地域空间。

□ 本报记者 蒋浩 实习生 李茜榕